安东尼·卡罗作品

大卫·史密斯作品

罗丹的作品在成为现代雕塑的开端的时候，也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基座——它被看作是雕塑和装置的一个主要的区别，也就是说，一旦罗丹将“基座”去掉，先前雕塑所具有的某种仪式感就会消失，或者 说以基座所形成的传统的视觉——观看机制就将失效，更重要的是，这就为雕塑与空间、观众形成“剧场化”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极少主义正是 通过“剧场”开创了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雕塑的观看方式。与此同时，现代主义雕塑还面临着另一个内在的危机，即以纯粹的、原创的、个人化为核心的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审美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反传统、反精英主义，以及推崇社会革命的浪潮下，早已变得岌岌可危。1958年，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 格曾提出了“新雕塑”的概念。他为盛期现代主义雕塑所描绘的发展道路是，走向纯粹，走向视觉，捍卫形式自律。进入60年代后，不管是安东尼·卡罗，还是大卫·史密斯，虽然他们是盛期现代主义雕塑的代表，但是，在批评者看来，他们的作品徒有空洞的形式，根本无力介入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讲，如果现代主义雕塑要真正融入当代文化的语境之中，就必然会拓展其关于艺术本体的观念，进而突破既有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