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禾方鼎的人脸纹饰近似于蒙古人种,双耳上侧还装饰了曲折角,下侧有兽面纹的腿和足,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
器身与器盖天各一方
根据湖南省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傅聚良所撰《皿方罍的出土地点和流传经历》,皿方罍通高88厘米,重达51.5公斤,容积越约51升。罍的四角饰有长条钩戟形扉棱,细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和龙纹、鸟纹。傅聚良认为,这件器物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罍四面的出脊都如钩子,比较尖锐,这是表现了一种南方青铜器的特征。”马今洪对第一财经说。
至去年3月19日湖南省博与佳士得签订合同之时,这件青铜器的器身已经漂泊90年,其间发生的一连串故事跌宕起伏,与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勾连。
对于皿方罍的出土时间和地点,文博界迄今尚有争论。根据傅聚良的梳理,占据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1922年出土于桃源县漆家河,依据为器盖收藏者、湘军高官周磐被处决前的交代材料;另一种则源于湖南省博研究人员的探访、考证以及《桃源民国志》的记载,认为皿方罍出土于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时间为1919年。
据记载,一个叫艾清宴的村民无意中挖出了皿方罍,他并不知这件器物的价值,便将其一直保留在家中。直到1924年,湖南益阳商人石瑜璋看到器身,出重金收购。双方谈好价钱之后(根据周磐的交代材料为400大洋),石瑜璋便雇佣当地人将器身扛走,却并未拿走器盖。此后,艾清宴将器盖交给儿子所在的新民学校充作学费。也因于此,器盖便流入这所学校的校长钟逢雨手中。
1925年,长沙大公报报道了钟逢雨举报石瑜璋买走皿方罍器身的事情,惊动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要求湖南省长进行调查,最后在长沙一家古玩店发现了器身。但此物在古玩店,当局无法收缴。政府除要求当时从农民手中买走它的石瑜璋归案呈交之外,也就不了了之。皿方罍的器身也自此没了线索。直至1931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编著的《中国艺术史》出版,它的踪迹才再次显现。此书中收录了皿方罍的照片,并介绍此物为姚叔来、卢芹斋等人收藏。傅聚良据此推测:“所以此器到上海后应是卖给了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人。”1950年代,器身流入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中。直至2001年,器身被新田栋一的家属交予纽约佳士得拍卖,以924万美元之价创下当时的中国文物拍卖记录。2014年,此物再现佳士得拍场,“首身合一”才最终达成。
一直留存于中国的器盖面临的也同样不是坦途。流入新民学校之后,当时的湘军首领周磐以3000元银币买下。直到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面临处决的周磐才将这件文物交给政府。1956年,皿方罍器盖被移交湖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