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的“《石渠宝笈》特展”，观众愿意排几个小时队看展，几乎都是冲着国宝《清明上河图》去的。为什么这张画名气这么大？

傅申：《清明上河图》是留在北京故宫最有名的一件画，名气特别大，也曾经到过香港、日本展览，观众也是排队去看。一方面它真的是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俗、民情、建筑。十九世纪末才有了照相术，以前都是靠绘画记录。《清明上河图》说起来是比较写实的，但画画并不是照相，每个人画同一座房子也会不一样。这类纪实的绘画太少，《清明上河图》实在丰富得不得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人的穿着都不一样，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很热闹的街景，从郊外开始到进入街道，各种轿子车马，还有店招，以此可以了解当时生活的状况。有的人从地摊上去了解，地摊上卖剪刀等杂货，还有各式各样的货船，真是比任何人物山水画要丰富，也接近大众的生活。所以大家仔细看，觉得很有趣。看的人太多，必须限定时间。有的人是学者，他对画中的小人物或地摊上的东西特别有兴趣，想要看仔细，但不能站在画前不动呀，不动后面的队伍就堵在那里。挤进去就要排6个小时，可是看画不能不动，所以大家只能在画前慢慢移动着看。

“乾隆是皇帝里少有的鉴定家”

记者：《石渠宝笈》特展上有一张珍藏于故宫“三希堂”的王珣《伯远帖》，名气略逊于《清明上河图》，但也是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对“三希堂”的三张乾隆帝至爱的书帖，鉴定界现在是什么意见？

傅申：“三希堂”的“三希”里，一件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一件是王献之的《中秋帖》，一件是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目前学者公认只有《伯远帖》是王珣的真迹。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后来的摹本，王献之的《中秋帖》是宋代的米芾仿写的。米芾本领很大，他另外一个帖，写得跟这个很像，一看就是米芾的样子。但是“三希”有个共同的特点，乾隆皇帝认为这三件都是这三位书家亲笔写的。书法在古时候就有逼真的复制方法，叫“双钩廓填”。先把轮廓勾起来，在轮廓里填墨。填得好的话很逼真。我后来在台北故宫做事的时候，用显微镜看，而且将好的照相机架在显微镜上照相，只照一笔两笔。要分辨是临本还是描摹，有一处关键的地方叫做“飞白”。写到墨快要干的时候，速度飞快之处，刷出来的笔迹是一丝丝的，这一丝丝最容易分辨是不是双钩，因为钩不出顺慢的飞白来。我在台北故宫用显微镜看，所有王羲之留下来的作品，还包括其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勾摹本。而用笔顺畅的临写本，又在用笔结字上产生差异。

再回到“三希堂”，《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都看不出勾摹的样子。它是写的，不是一条线一条线勾摹填写出来的。写得这么好，最像的是米芾，所以我们咬定了是米芾。只有王珣的《伯远帖》绝对不是双钩廓填，而且风格古老，所以我们认为是王珣真迹。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时候，就只能用时代风格来区分。这张书帖晋朝以后的人写不出来。每一件作品都有时代风格。好比你祖父二十几岁的照片和你父亲六七十岁的照片，虽然从年龄看辈分分不清楚，但是发型不同，衣装不同，形态、面容表情都不同。老照片一定有老照片的样子，有个时代风格。我们研究书画就是用时代风格来做预判。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但是知道这是民国的、这是清朝的。你看清宫戏和明朝戏，背景的宫廷都是一样的，但是从衣帽上一看，有辫子的是清朝人。再如女性的旗袍，“五四”时期的旗袍和现在改良的旗袍也不一样。乾隆皇帝实际上也是皇帝里少有的鉴定家。他虽然有些错误，但是活在现在，他要是不做皇帝专门做鉴定，一定是一把好手。

记者：乾隆被现代人戏称为“弹幕帝”，因为他老爱在画上漫篇题赋诗题字。您怎么看乾隆这种题字的雅好以及他的书法和诗词？

傅申：我们以前都挺讨厌他，可是现在市场上，他题得越多，价格越贵。他题字很认真，题得最多的，一件是“三希堂”的《快雪时晴帖》，一件是《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假的那张。每次题都规规矩矩找个空隙，还打好格子，计算字数。有很多字都是打了格子写的。历代没有哪个收藏家曾经花过这么多功夫在藏品上题字。而且他还做考证，看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