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故宫看画，看了三年还没看完”]

记者：您最早是因为什么机缘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在那里具体做什么工作？

傅申：我是1955年进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师范学院艺术系。我叫傅申，因为“申”是上海的古称，早年的上海有《申报》，后来简称为“沪”。我生出来就抗战，不跟父母一起长大。从小在农村喝奶妈的奶长大，该念小学了才送到镇上，由祖母抚养。1948年小学毕业，抗战也胜利了，我父母已在台湾安顿下来，就把我从大陆接过去，和小我一岁的弟弟同班念初中和高中。高中以后又同时升大学。我十三岁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就像陌生人，我不要他们负担我的学费。所以我考了公费的师范大学美术系。师大附中校长在看了我的毕业展览之后，让我毕业服完兵役回台北的师大附中去教书。因此我留在了台北。后来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叶公超，北大英语系教授，到了台湾做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结果驻美大使任上让外蒙古独立了，老蒋怪罪于他，把他调回来。因为他从小就过继给他的伯伯叶恭绰，叶恭绰是大收藏家、大书画家，因此叶公超从小受过书画训练。他回到台湾做闲官，政府还是给待遇，有司机、有管家，他也是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委员。我们时常在一起画画、写字到半夜，认识了他一年以后，他说，傅申，你到故宫博物院去。那时候故宫还在台中乡下的山洞里。我那时候想做大画家，那时的书画大家都在台北，不想去台中。他很不高兴。后来我又念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习艺术史，外双溪新的故宫造好了。叶公超又说，你去故宫，同去的还有江兆申。1965年进了故宫书画处，要我们两个负责展览，而对故宫的藏品不了解怎么办展览？所以每天的功课就是工友“老牛”推一大车书画到我们办公室，我们自己挂，自己看，自己卷，看了三年还没看完。

看到第二年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来了，故宫博物院让我陪他看画。他好像蛮喜欢我，说，傅申，你到美国来跟我念书吧。后来临走，他说，傅申，Keepintouch（保持联系）。我也没跟他联系。我在农村长大，从没想过要出国。我喜欢书画、刻印，这些也不必要去外国学习。半年后方闻送了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女研究生到我们办公室来做翻译，因为展览说明需要中英文，刊物也需要英文。办公室很小，四张桌子，她坐在我旁边。后来我跟她结婚了。她只能在台湾一年，一年半以后，学校催她回去，我就跟方闻说，I‘mready（我准备好了）。一方面太太要回去，另外美国的收藏也很好，美国做学问的方法也有另外一套。而且在60年代，台湾看不到谢稚柳、徐邦达先生写的鉴定文章，都是禁书（匪书），我也想到美国去看这些书。

因为我以前学画，也临摹一些古画，我对笔墨比较敏感。那个时候就能分辨假的范宽，真的范宽。时代慢慢分清楚了，一看就是明朝画的，怎么可能是范宽呢？一看就是明朝画的，怎么可能是宋徽宗呢？所以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是南宋江参，他是南宋唯一学董、巨派的。后来又转到巨然的研究，我把世界各地的巨然的画（图片）摆到一起比较，有些结论到现在还是正确的。

记者：没有做成大画家，但做了大鉴定家，有没有遗憾？

傅申：没有遗憾。我只有这么多时间，只能做一样，做成功了就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