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抗战历史文化背景中，蒋氏人道主义的创作倾向变质为为日伪反对抗战与“和平建国”服务的倾向

蒋兆和最值得人同情乃至受人尊敬的更是他的人道主义创作。蒋兆和研究者塑造人民艺术家蒋兆和的坚不可摧的理论与道义的根基也在这里，不论你揭出蒋兆和多少失节史实有人也根本不买账的原因在这里，当年中央美院党的领导小组对《流民图》作“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结论的根据也在这里。的确，蒋兆和一生的创作倾向主要是表现普通民众，在三四十年代，也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倾向使蒋兆和脱颖而出。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蒋兆和的这种倾向，蒋兆和无疑是值得大加称赞的，即使他有许多的污点。但事情的复杂性也在这里。蒋兆和的人道主义创作倾向恰恰与抗战时期日伪政府为反对国民政府“抗战建国”而提出反战和平的“和平建国”方针相吻合。在日伪宣传中，日本的对华战争行为是反共反西方、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为亚洲人谋幸福的光明正大的行为，而国民政府的抗战，及若干抗战策略如“焦土政策”“坚壁清野”和花园口决堤等，才是造成中国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流民遍野的根本原因。在日伪那里，反共，反战，还中国人民和平的环境，才是中国的出路。1941年11月日伪“第三次强化治安”（亦即与《流民图》创作又恰恰同时）中，“共匪地区民不聊生，人民颠沛流离”“强迫民众离散，以实行其最惨酷之空室清野”等日伪当局反共反国民政府之宣传，与《流民图》创作倾向的高度吻合，才是《流民图》创作受日伪高官赞助支持之根本原因。在当时，抗战造成了人民的痛苦，而“以中国人民的福祉为重，放弃抗战的方针，中日携手，共创大东亚共荣的历史”，这就是日伪当时文化宣传的基本格局。正因为蒋兆和创作中本来就有这种描绘普通民众尤其是穷苦民众的基本倾向，故被日伪高层如殷同们选择蒋兆和作《流民图》，望“重庆的蒋先生理解”（蒋兆和用语）。《流民图》创作的缘由及其遵循日伪“和平建国”的政治方针，这在蒋兆和1943年自己的关于《流民图》创作始末的《我的画展略述》中本已讲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上述作为研究者的刘曦林先生遮蔽或曲“析”此文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蒋兆和一向的人道主义创作倾向，与需要以人道主义为诱饵的日伪文化宣传方针的合拍，使日伪政权选择了蒋兆和为其“和平建国”之大政方针服务，而蒋兆和本来的人道主义创作此时则已变质成为主动配合日伪文化政策为日伪汉奸服务的工具，蒋氏亦在此中换取“成功的艺术家”的种种好处……蒋兆和本来优秀的人道主义创作倾向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文化背景中逐渐转化而沦为丧失民族大义之失节倾向，其深刻的原因就在这里。《流民图》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现象，当然是抗日战争历史的产物。对《流民图》的研究，只有而且必须纳入抗日战争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撰写《蒋兆和〈流民图〉创作始未及背景》《从抗战历史文化背景重析〈流民图〉真相》诸文的原因。脱离抗战历史文化背景，蒋兆和身上将永远放射人道主义的迷人光辉！这也正是想掩盖《流民图》为日伪汉奸文化服务真相的蒋兆和研究者回避抗战历史文化背景史实，其辩护文章章章节节只从作品“本身”“析”起的原因。孤立地看，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当然伟大，但当打着这些冠冕堂皇主义的幌子为日伪汉奸侵略与卖国政策服务时，还能是对和平和人道的真正追求么？

……

蒋兆和及其《流民图》研究的复杂性还让我们可以想到很多问题和启示。

除了上述隐瞒敏感历史资料的做法外，关于蒋兆和研究大量依赖蒋兆和本人在事后的陈述是史学研究中一大教训。在这种事关重大利益的事件中主要依赖当事人事后（尤其是抗战这种事涉汉奸失节一类严重政治性质的行为）的陈述作孤例般的引证，是绝对靠不住也不符合史学考证的规范的。加之研究者本身再添加大量不可考证的煽情的丰富想象与虚构的动人情节，使刘曦林先生的蒋兆和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与章回小说相混淆的大杂烩。在这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期间，7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有关抗战史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了我们的抗战史研究远远不够的现状，为了民族的尊严和荣誉去作严谨的历史研究，“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这对今天包括蒋兆和及其《流民图》研究在内的抗战美术史研究，具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蒋兆和研究和人们的反应中还反映出另一让人忧虑的现象，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念的极端淡薄或扭曲。由于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流行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现在更有全球化思潮，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即使不加“狭隘”或“极端”的限词）早已沦为贬义辞，爱国主义更成为嘲弄的对象。今天人们对过去严重失节者的过度宽容，除了上述原因外，也让人想到抗战时期“大东亚共荣圈”里两百万汉奸伪军超过日军数量堪称世界史上奇葩的独特现象。这些杀害同胞助纣为虐的伪军也可以因生活所迫去原谅么？民族大义总该是民族与国家至高的原则吧？

在历史研究中，中国国民性里的亲情因素也是此次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师生、朋友、同学再加上利益与利害关系结成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关系网，即使面对一个明明白白的事件，即使面对民族大义，这种关系网也可以形成敏感的氛围而让人或噤若寒蝉或欲说还休。蒋兆和及其《流民图》的事老北京中不少人是知道的，年轻的学者中也有人知道，但碍于复杂而敏感的人际关系，也由于为尊者讳的学界陋俗，大家均采取鸵鸟主义，以致让遮蔽历史者可以毫无滞碍地把《流民图》的传奇演绎至今，以致差点在这次盛大庄严的国家行为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酿出天大的笑话！这就绝对不是学术研究中“百家争鸣”的纯学术问题了。

在这次讨论中，研究者拿出了不少蒋兆和在沦陷区严重失节的若干史实，和《流民图》服务于日伪“和平建国”方针的铁证，但在今天自由宽松的文艺氛围中，信奉《流民图》的人们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可以我行我素，《流民图》完全可以在他们的主观想象与密切的人际圈子中鸵鸟般继续“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但史学研究者们不能这样蒙昧，相关政府部门也不可能这样无原则，严肃的学界和相关部门不能把自己连同政府与国人通通沦为丑角和笑柄！

著名美术史家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生前多次对美术界朋友们说，合适的时候一定要把《流民图》产生的背景挑明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严肃的时候，或许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