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 凤

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入侵东北，中华民族命运垂危，美术界也奄奄一息，乱象丛生，而就在这时，平静的水面泛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一位北方青年画家闯入画坛，他就是赵望云。

“他以天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内旅行写生，每天在报上发表作品一幅，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姓生活。不论当时毁誉，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件新鲜事。”(张仃语)

“父亲从上世纪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气，以农村写生横扫当年画坛之颓气，以‘塞上写生’、‘泰山石刻’显赫神州画坛，又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编辑出版当时仅有的《抗战画刊》近40辑，为民族解放做出贡献。”在纪念父亲赵望云百年诞辰的文章中，赵振川这样回忆，“1941年，《抗战画刊》停刊后，冯玉祥将军要为父亲在政治部第三厅安排工作，父亲没有接受。当时，父亲只有30多岁，在这人生的转折处，他毅然放弃了食俸禄的优越生活，选择了北上西进，面向大西北这未知的处女地探索生活，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画家生涯。父亲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把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去写生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1944年1月，也就是赵望云定居西安的第三年，三儿子赵振川出生，弟弟赵季平小他一岁，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

孩提时代，赵振川曾一度住在西安碑林的院子里，石刻、碑文、造像，秦汉唐宋的古老遗存在一群孩子的嬉戏与吵闹声中显得格外宁静。

一直生活在长安画坛的风口浪尖，经历着兴衰与沉浮，赵振川耳濡目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翻开艺术年表，你会发现，虽然赵振川自幼追随其父，没有间断过笔墨的锤炼，但他却有着并非“科班出身”的经历。

1959年，初中毕业后，赵振川被不情愿地分配到西安统计学校。谈及此，他半开玩笑地说：“那时，我政治经济学学、运筹学都还学得不赖呢，就是数学差了点，对于一个学统计的，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话语中我能隐约感到一种无奈，因为就在那一年，父亲赵望云被打成了“右派”，这对于只有15岁的赵振川来说，在那种氛围下，让他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变成了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