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习中国画始于1962年，当时国家遇到了大困难，我中专毕业后在家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学画。恰好当时原西安美协为培养青年国画作者成立了学员班，采用老画家带徒式的教授方法。当时，石鲁、何海霞先生及我的父亲赵望云都带学生。在父亲和石鲁先生的安排下，我进入了学习班，父亲请石鲁先生做我的老师，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就这样，赵振川踏上了艺术创作这条道路，看似平坦顺利却布满坎坷。

而20世纪60年代初，以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的6位代表人物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长安画派”由此声名鹊起，这群西北画坛锐意改革的艺术精英以其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浓郁的地域特色进入世人视野，书写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光辉的一页。

有了家学渊源的言传身教，有了名师传承的循循善诱，赵振川这棵年轻的“酸菜”在如此一个旁人无法比拟的“菜坛”中“发酵”着，并渐渐有了味道。

1964年，赵振川20岁，其作品《山林新声》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画作能够迈进全国性的艺术殿堂，对于一个年轻画家来说实属不易。“好一只关中的雏凤，振翅飞入画坛，已是清音可爱，超迈可期了。”(熊召政语)

“名人的子女虽条件优越，往往因有父辈大树遮蔽，很难脱颖而出。他们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有志向、要勤奋、要有机遇，还要看自身的艺术资质……赵振川凭借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自己的天分，积蓄了在艺术上拼搏的韧性和胆识，他和他父亲对‘长安画派’相继做出的突出贡献，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对子承父业的赵振川这样评价。

然而，甜与苦之间的转换有些迅速而无常。

同样是在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还是留在美协学习班，对赵振川来讲，面对生活道路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作出选择是困难的。

“感谢父亲，是他为我做出决定。父亲说，一个画家，脱离了生活是不会有出息的。”在赵振川的心中，赵望云的教诲是严苛的，他遵从了这位“长安画派”开山宗师的意愿。

我曾经想以一个当代年轻人的口气问赵振川，“你当时想过反对，不去吗?”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父亲的态度很坚定，我别无选择。下乡插队到了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八个春秋。这八年使我脱胎换骨。八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了生活的真谛，至少让我锻炼成了一个劳动者，使我在以后的艺术劳动中，变得坚韧，在困难面前有了信心，不会动摇。”

“1964年12月26日，陕西关中平原的最西北角。”赵振川的人生坐标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

整整5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起陇东山区八年的“浸泡”，赵振川试着把那时的艰苦说得轻松些，黝黑的窑洞，崎岖的山路，匮乏的资源，仅有的一本“保尔·柯察金”，“仿佛回到了汉代”。

八年间，赵振川把乡间的农活都干遍了，而且都还干得不错。当然，青年时期的插队生活给予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洗礼、感悟。

“石鲁先生曾讲：要做生活的地主富农。石先生是鼓励我们做生活的富有者，希望我们能到生活中去，做生活的主人。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我始终认为要坚持这一认识。师兄黄胄曾告诫我：真正的艺术家是从泥土里滚出来的。”

农闲之余，年轻的赵振川依旧坚持着写生和创作，“那时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我不想废掉自己的一技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