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艺术已经进入一个多元的时代，如果承认这样一种文化判断，我们应该为那些真正的先锋艺术家鼓掌喝彩，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我们把书法放在多元并存的当代文化语境下来考量，就会轻易发现，比之其他艺术领域，书法领域内的先锋艺术家，更容易受到粗暴的批评和肤浅的误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一是因为书法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我们无法从其他视觉艺术谱系中找到相应的参照，这样以来，古代文人所创造的帖学范式，便成为唯一的审美标准，逾出规矩，必然会挑战受众根深蒂固的审美心理极限；其二，书法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书法艺术这种特殊的大众化现象，很容易使书法艺术内部的观念之争，演变为争夺话语权的闹剧。近几年来围绕流行书风和丑书的书坛论战，在笔者看来，其实已经超出艺术论争的范畴，而上升为一种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对异己的讨伐。

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曾翔以及其他先锋艺术家被卫道者挞伐，是必然的。笔者无意为曾翔辩护，我更敢兴趣的问题是，假如今天的书坛，失去了曾翔这样一批具有先锋性的书家，我们的书坛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一定索然无味的。

我一向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书法艺术革命，基于“书法是造型视觉艺术”这样一种基本理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一批先锋艺术家超越传统文人所创造的经典帖学范式，以期寻找和创造新的视觉经验。曾翔早期曾对帖学经典下过极大的临摹功夫，这样的临池使他熟练的掌握了帖学经典的结字规律，练就了极好的笔性和线质。或许在传统书法中浸淫太久，当曾翔开始自觉的寻求个性化的书法表现时，选择的是一条相对保守的路——他没有直接借鉴日本的少字数派或者用西方的现代艺术理论对汉字进行解构，而是重新思考“传统”的源流，以期回到书法最原始的生长状态。他多次在研讨会上谈到自己的观点：“当代书法家的出路是回到书法的源头，我们应该去追问王羲之是从哪里来的，王羲之不是源头，书法的源头在秦汉篆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