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曾翔的这一观点并非独创，翻开历代书家的书论，我们会发现，这个观点几乎贯穿了整个一部中国书法史。但曾翔的独到之处在于，当他回到秦汉篆隶的源头时，他并没有停留在对篆隶字型的摹写和解构上，而是“看”到了处于原生状态下的书法所蕴含的巨大空间和自由自在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曾翔从秦汉篆隶中，找到了原始的书写状态。这一发现，使得曾翔轻松越过碑帖的樊篱和文人书法的种种禁忌，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平民化倾向的书法家。他鄙视炫耀技巧的写字匠，反对故作优雅的文人做派，他的书法充满了活力和自由精神，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手写出令人惊叹的作品。在一个个先锋书法实验者，妥协于市场的巨大压力时，曾翔始终坚守着自由自在的书法追求。他坦然面对所谓书法正统派的指摘，就像一个固执的充满自由精神的平民，在对抗一群媚俗的过期绅士。

如果说，现代构成是书法现代性的形式标志，而平民化则是现代艺术最典型的精神特征。从二十世纪碑学的兴起，到85新潮以来的现代书法实验，说到底，是平民精神对士大夫文人趣味的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说，曾翔书法中所体现的平民精神和民间格趣，使他成为先锋书法艺术阵营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书家之一。而他和其他先锋艺术家的区别在于，他从古老的书法源头，发现了书法最令人振奋的拓展空间，这一发现，使曾翔在对经典帖学意义进行个性化消解时，根扎在本土的文化土壤中，而不必顾及中国本土先锋艺术家所无法回避的“身份焦虑”问题。或许正是这一点，使曾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先锋点始的书写种种禁忌，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平民化倾向的书法家，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