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书法家”一说，书法只是文人墨客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古人从幼小识字始，便要使用毛笔写字。而且自有“以书取仕”制度以来，其书写水平的高低还会直接影响他们的仕途命运。因此，能写一手好字一直被视为读书人的“门面”。

书法作品之于古人并不是出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作”，而是一种实用性“书写”，也就是说，古代的文人或帝王将相、王公大臣要写诗、作文、写信、书写奏章都需要使用毛笔来完成，这是特殊时代的书写工具所限定的，此外别无选择。因此，古人除了客观上一动手写字就等于是在练习书法之外，还有主观上认真研究揣摩进一步提升书写水平的意识。于是，古代的读书人大多都能写一手说得过去的好字，即便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如那些佚名的墓志碑刻、简册账簿等等文字即属于此种类型。而有的则更会成为彪炳史册的书法大家，如李斯、钟繇、二王父子、唐初四杰、李世民、颜真卿、柳公权、宋四家等。

在古人看来，写好字是一个文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但书法在他们眼里绝不是一门独立存在的艺术，故曰“书为小道”。那么，古人所认为的“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显然更多是能够“修齐治平”的治国安邦之道。除了儒家思想之外，佛道两家的思想也占据一定比例。但总体上，积极入世，开拓进取，建功立业还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因此，古人心目中的“大道”就需要用翰墨文章来表达，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而书法是文章的工具。是书法成就了文章，而文章也深深影响着书法。文墨并作，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不可缺一。即便是活字印刷术产生之后，也丝毫没有取代文人墨客的手工书写。

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先有了硬笔，其便捷易带的特点迅速取代了毛笔，而家用电脑的普及又进一步取代了硬笔，“无纸化”办公时代的到来，书法无奈地从日常书写领域彻底地退出了。社会也不再将书法作为对读书人的普遍要求，而学科的进一步细化和西方科技的引入，甚至连读书人的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下社会的读书人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视之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书法只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遗存，需要人们去自由选修。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事书法者的社会身份、知识结构和对书法的态度等等都是千差万别，和古人相比，具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书法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与“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分离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学问功底很扎实的专家学者毛笔书写水平都很稀松平常，尤其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书法水平与民国时期简直无法相提并论，用江河日下、一落千丈来形容毫不为过。而一些书法水平较高者，却在学问著述方面显得十分单薄，综合修养缺乏厚重感。而更多的“书协会员“们，尽管在展览上取得了很多耀眼的成绩，但文学素养的普遍低下已经是一个早已达成的共识。

于是，我们当下的书法展览，就成为了对古人诗词、文章的抄写大比拼。有的甚至满纸错漏、讹误百出而不自知。我们只能看到作者们书写的“技”，看到“墨”，却看不到属于自己的“文”，很难感知得到作者的内心世界。

于是，就有人提出，书法是书法，文词是文词，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认为书法完全可以脱离可识读的文字内容而存在。说书法是笔墨线条的空间分割构成，与书写内容何干？！这些论调，终归还是受西方当代艺术思潮之影响太深所致。当然，将此作为一种不乏前卫性的艺术探索，似乎无可厚非。因为这种实验的成功与否并不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书法造成什么致命的伤害，而如果将这种论调作为是对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导向，则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根本背叛，其结果也将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