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展的“与巴塞尔艺术展对话”（Art Basel Conversations）单元中，一场名为“艺术院校应该为艺术界培养人才吗？”的谈话在12月5日展开，作家、艺术顾问安德拉斯·赞图（András Szántó）对美国艺术院校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办学不足30年的黑山学院可谓是美国艺术教育精神上的先驱和几乎难以超越的丰碑，如今，常陷入财政和管理危机中的艺术院校是否正在与黑山渐行渐远？课程和项目的创新是否能为艺术院校带来转机？

曾有这样一座艺术学院，它吸引了其所处时代中最好的艺术家。它打破了种族、阶级、年龄以及各创意类职业的界限，它宣扬从实践中学习和艺术之于民主至关重要的理念。在那里，教师与学生紧密合作，有人在这里停留数周，有人则逗留了数年。这座学院信奉学术严谨和实验自由，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这便是创立于1933年，于1957年关闭的黑山学院。这个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艾西维尔市附近的田园般的艺术学院却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在黑山学院，学生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艺术的实验，他们可以在这里停留数月甚至数年

而对于今天美国的艺术院校，人们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延续了黑山学院的精神？

自美国大学设立第一个艺术硕士项目（MFA）后已过了90个年头，是时候对高等艺术教育重新评估了。那么总体而言，高等艺术教育是否顺利将艺术带进了大学课堂？目前的训练方式是否最佳？还有，今天的艺术界越发复杂，在全球化及市场导向之下，艺术院校该如何培养毕业生呢？

目前，艺术院校中弥漫着两种氛围。一方面，过去一年充斥着极不乐观的消息。几所龙头艺术院校在领导团队变化上饱受争议，在教育及管理问题上又被揭起痛苦的伤疤。今年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学院MFA项目的一年级学生全体辍学以抗议粗暴的管理方式和资助人对学院的影响。在另一些地方，财政危机迫在眉睫。曾被称为“阿尔达门的包豪斯”（Aldgate Bauhaus）而如今是苦苦挣扎的伦敦城市大学（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一部分的伦敦卡斯学院（Cass school），其校园将变成豪华公寓，学生将被迫离开学校，院系被连根拔起。

不过，往好的方面看，学院里的“上座率”正在猛增。全美国有超过200个艺术硕士项目（MFA）正打造着新兴艺术家，而MFA的模式也正在不断延续。各个画廊就像华尔街接收毕业生一样，疯狂地签约艺术生。各类创新艺术项目正为系统内外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信息时代已将艺术院校改装成大型数字娱乐综合体的供给器。当今的艺术从业者最需要的特质就是“创意”，这一点被不断地强调。

在“工作室-画廊” 系统之外

当艺术院校在这个千变万化的环境中探索前进道路时，它们面临着4大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学费问题，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一个艺术硕士毕业生，毕业后横在他面前的首先是数万美元的债务问题。“毫无疑问，艺术教学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费用问题。”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教授乔恩·凯斯勒（Jon Kessler）如是说。过高的费用不仅限制了入学，债务也会驱使艺术家选择“安全的”工作与职业方向。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官僚主义，尤其是在大型综合类院校。过多的行政阶层可能会扼杀滋养创意和冒险精神的灵活氛围。聚集在台面下的争吵以及钻牛角尖分散了学术研究的注意力。总体而言，要打破艺术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科学的界限举步维艰。

第三个复杂难解的问题是理清该教什么。根据麦克亚瑟基金（MacArthur Foundation）的说法，如今的小学学生中将有65%最终都会选择一份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那么，成为21世纪中后叶的艺术家意味着什么呢？那些不进入“工作室-画廊”系统的艺术毕业生，又会从事什么工作？“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艺术家会使用哪些媒材和技术。”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the 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前任院长尼古拉·布西欧（Nicolas Bourriaud）如是说。

最后，艺术院校需要与艺术界取得联系并找到立足之地。事实说明，在艺术生被输送到“真实的世界”之前，学校对他们而言应该是只有纯粹的求知与好学的与世隔绝之地。然而，今日的艺术毕业生将会走进错综复杂的机构体制和市场体系，在那里，他们必须像企业家那样一心多用、自我推销、独立自主。

大多数艺术项目“一旦需要为真实的世界做准备时就会茫茫然不知所措”，艺术家桑福德·比格斯（Sanford Biggers）如此说道。涉及专业生存技能的项目教学是教学大纲中边缘化的内容。距离找到真正要教什么内容，还有很长的探索之路。“即便是立志要进入《艺术论坛》（Artforum）等杂志中所呈现的艺术界那少部分人，也需要找到进入本地圈子的途径。”美国纽约亨特大学（Hunter College）美术系教授霍华德·辛格曼（Howard Singerman）说：“他们正奋斗于麦迪逊（Madison）、博尔德（Boulder）和旧金山的艺术圈中。”

杜尚给我们的启示

与此同时，围绕着艺术实践的观念也正在改变。如果说之前的几代艺术家将自己定位为“体制”（system）的对立面，如今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则不再将“生意”看做一个肮脏的词汇。他们尝试通过把握现状来发展自己的创造力和政治目的。

1960年5月30日，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巧合的是，在《艺术新闻》2006年的“艺术学生民意调查”中，杜尚被选定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被纽约的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College）邀请参与一场题为“艺术家需要走进大学课堂吗？”（Should the Artist Go to College?）的专题研讨会。他提供了一个颇有先见之明的回答，解释为什么艺术家需要训练才能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他认为，艺术家们应该联合一起，为虚空的商业主义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

杜尚说：“如今的艺术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建立在粗暴的物质主义之上的世界。衡量任何东西的标准就是能否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而信仰的地位则不大如前，已经不再是精神价值观的来源。”好在有教育，艺术家们“将可以掌握对抗事物物质化的现状的方法。”“毋庸置疑，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杜尚说道：“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变革中的艺术学院

艺术的训练并非一成不变。一些著名的艺术院校在不断变革。在旧体制之外，各类新的主张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