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野亭粉彩《春江晓渡图》瓷板
■钟莲生
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拐点,也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重新调整的初始,以及中国重建文化大国的历史机遇中,中国的话语权,该复出时,就当发出。在许多领域,我们已无须尾随西方之后亦步亦趋。尤其在文化领域,我们有6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也经历过一个半世纪之多的痛苦反思、奋力学习、自我改造、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的重新塑造,作为一个东方文明的轴心国,在它所建构的文化系统中,以及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理应发出更加有力的声音。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部分人开始丧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并在文化迷失中失去了理性的思辨, 把学习先进和不辨是非的唯“洋”是从混为一谈。因此,对这种文化心态,我们应重新加以批判和梳理。中国本是个陶瓷文化大国,也是陶瓷文化输出大国。在这一领域中,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时至当代,仍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新创造,如陶瓷绘画这一艺术形式。但至今为止,陶瓷绘画还是被边缘化、淡化。为此,笔者认为极有必要就陶瓷艺术文化领域,进行一次全面的批判、梳理、整顿,对这一领域作出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判断。
对某些传统文化现象和当前文化心态的批判
在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由于元、明、清文人画精神占主导地位的确立,对属于形而下之器,同时也具有形而上精神表现的陶瓷艺术,却是受到鄙视的。在文人精神的“雅”“俗”之辨中,瓷之器虽有高层皇权的喜好,但在中国文人的眼中,其艺术表现也只属于器皿的唯美作用使然。陶瓷的器之美,仍被挤出“雅”艺术范畴,被挤向大众化、民俗化的精神领域,似乎器之美不足以载“道”。
中国文人社会的这种文化偏见,和西方艺术文化源头的古希腊相比,有着极大的反差。古希腊人不但把制陶技术和在器皿上的艺术表现,视为重要的审美追求,而且载入史册,对艺术家及其作品均有详实的记载,如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家弗里戈斯和祖里斯,及其他们的陶器作品中的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以及现实题材的故事,均有完整的历史记载。这也就证明:形而下之器,同样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表现功能。中国艺术文化的这种文人化的文化偏见,致使中国的陶瓷艺术文化在发展历史中,处于两种不利的境况:1。在这种文化歧视中,它只能造就工匠,不能造就艺术家。2。因为工匠们缺乏独创的因袭之风,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所以陶瓷艺术长期被排挤在主流艺术之外,只属于“次艺术”的范畴。因而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工匠们的陶瓷艺术创作,既无详实的史料记载,更无形而上的理论支撑,缺乏理论建构。中国发明的高温烧造的瓷之器,尽管向世界各地大量输出,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但在中国的艺术文化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与此相反,以文人画为主导的“中国画”,却能成为“国”之画,在中国艺术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却有难以走出东方文化系统的障碍,无法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艺术文化的这种认识偏差,笔者认为,极有必要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偏差与偏颇中,中国陶瓷艺术的文化身份,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过。尤其是近现代以降,陶瓷艺术中有多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出现,如陶瓷绘画等,产生了很强的社会效应,也建立起了广阔的艺术文化生态系统,但人们的惯性思维,仍然把它纳入工艺美术的范畴中。
把陶瓷艺术纳入工艺美术范畴,是沿袭上世纪5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一些艺术前辈们的文化判断,而这种文化判断又基本源自日本的陶瓷文化:在陶瓷艺术领域,只存在装饰设计,而陶瓷装饰设计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景德镇的“瓷画”,只是“简单地把国画搬上陶瓷”而已。
中国作为一个陶瓷文化母国和陶瓷文化输出大国,其发展途径肯定是和日本、欧美不一致的,也必然会有许多他们所不及的新创造。如在鸦片战争以后,景德镇就有一批新安派文人画家介入画瓷,以画家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表达,取代理性思维的陶瓷装饰设计,建立了瓷上浅绛彩的陶瓷绘画形式——当时称之为“瓷画”。这种以艺术家的主体创造意识为主导的艺术形式,是把器皿和瓷板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应该说,这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种新的突破。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画家来到景德镇画瓷,坊间称之为“景飘”。而景德镇亦有大量制瓷工人,到各大城市设点,满足各地画家画瓷的热情。这种“瓷画”热情的产生,难道是空穴来风?是这些画家仅仅把国画搬上陶瓷而已?事实上,画家们在瓷上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不但建立了自己丰富的艺术语言系统,而且还有许多特殊的表现方式,是国画、油画无法表达的。可以说,陶瓷绘画的综合艺术表现力,已经远远大于国画。为此,上世纪5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专家教授们,提倡陶瓷装饰设计固然无可非议,但反对“瓷画”,却属偏颇。这种偏见不但见于50年代,并且一直影响至今!黑格尔有句哲学名言:凡存在即合理。中央工艺美院这一“拿来主义”的学术思想,以区区日本陶瓷艺术文化格局,套在中国陶瓷艺术文化之上,就不免如削足适履,叫国人有切肤之痛!这是缺乏文化自信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侏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