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实物为证

又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欧美一个着名的收藏团体——“御承堂”里，我见到了一件“元珐琅彩孔雀绿釉荷叶盖罐”时，更用实物证实了我的这一论点，即“瓷胎画珐琅创始于元朝”！其实，我们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元朝的制瓷匠人能将苏麻黎青料用于瓷胎上，创造出划时代的元青花作品，怎么不能将同时代进口的色彩更丰富的珐琅料用于瓷胎上呢？这么一思量，元代出现瓷胎画珐琅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那只孔雀绿釉荷叶大盖罐深深地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那晶莹剔透如玻璃般的釉面使器型规正的大罐像一尊全用祖母绿玻璃种料雕成的翡翠罐，养眼的纯真色泽让人怦然心动！站在它面前，我才深深钦佩元朝艺人的伟大，才知道元青花不是元瓷艺术的最高峰，元瓷胎画珐琅才是元代陶瓷艺术的顶峰之作。它所创造的艺术高度和对世界艺术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它军事上的曾经征服欧亚大陆。

清康熙朝没有发现

瓷胎画珐琅彩的原因何在？

“景泰蓝珐琅”的称谓最先见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的造办处档案。清雍正六年在《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蓝春盛亦俗气。今年珐琅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也是此称谓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康熙朝之前，只是没有发现“瓷胎画珐琅器”的文字记载而已，我们没有理由依此推断出康熙之前没有瓷胎画珐琅的结论，尤其是当我们有幸见到一件明成化的瓷胎画珐琅实物后，更有理由和信心说：“瓷胎画珐琅绝不是康熙朝的首创。”从中国匠人聪颖灵活的思维方式推断，他们能将珐琅能涂在铜胎上，也一定会尝试将丰富多彩的珐琅料涂在洁白的瓷胎上。康熙朝只是又重新开始尝试这一工艺罢了。可能又有人会提出新的质疑：铜胎画珐琅既然在明景泰年间那么负盛名，怎不见该朝的瓷胎画珐琅器？

我认为：景泰年间，正是历史上被瓷界称为“黑暗期”和“空白期”的时期，此时的瓷业属于明代最为萧条阶段，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皇室内部为争皇位而发生激烈冲突。所以，此时期未将珐琅彩融入瓷胎上可以理解，但我不敢下“空白期之前的永宣时期究竟有没有瓷胎画珐琅器”的结论。至今为止未发现这一时期的瓷胎画珐琅作品，并不能推断出“永宣时没有瓷胎画珐琅”工艺，否则，就会像我们在唐法门地宫中未发现“秘色瓷”之前说“秘色瓷”已消失一样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