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赞致远舰官兵】

有一天，台北大雨，我们打车去展览现场，临近的一段路面很湿滑，虽然我提醒张老师要多注意脚下的布鞋，但抵达展馆后就没再关注。直到“下班”时，张老师才略带调侃又不无自嘲地说：“这大半天总算用脚把布鞋‘晾’干了”，我听后顿时觉得惭愧，当时自己竟然一无所知，张老师反而安慰我“没事没事”。返回酒店时，我们又打了一辆车，那位司机师傅从未到过大陆，但从朋友口中知道很多大陆所谓“黑暗”的一面，知道我们来自大陆之后，出言很不客气，每一个字，每一个语气都充满了挑衅，是我多次到台湾从未感受过的。刚开始我还语气平和地与师傅交流，希望能让他的看法有所改观，但师傅太过执拗，我虽然也很不爽，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抵达饭店之后，我和张老师一同向师傅说再见，本以为张老师会因为师傅的态度很生气，或者责怪我没有据理力争，没想到他却平静地对我说“你不跟他理论，是对的。”这句话，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夫唯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一个人要追求真理，但在某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还是要力求圆融，尤其对一些没有必要、没有结果的争吵能避免最好，那不只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智慧。试想一下，对于那位师傅来说，如果我们针锋相对，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人海茫茫，相逢便是缘，只要不是刻意的伤害，都应该胸怀大度，一笑置之。这是我后来所体会的，当时没有和张老师交流，我想他的意思应该也是这样。在台北那段时间，每次打车我都坐在前排副驾驶，总是转过头和张老师说话，以至于后来回到北京，我又一次陪张老师去参加一个活动时，张老师见我坐在前面，随口说了一句，“章程，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台北”，如同情景再现，我深有同感。

与张老师的交流，自然离不开书法创作本身。在台北的书法交流会上，在往返饭店与展馆的途中，在展览的现场，在每一次用餐的餐桌上，张老师不时会向我讲述他对书法的理解，以及他创作书法的思路和理念。在张老师看来，“笔墨当随时代”，书法家也要与时同行，与时俱进。他说当今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是值得讴歌的时代，因此他才精心设计了很多大主题的个展，讴歌国家、讴歌民族、讴歌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张老师说，书法要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书法作为一种表现方式，要提升内涵，就要进行“二次创作”。也即从书写的内容开始创作，诗词歌赋、精美散文都是不错的选择，唐诗宋词也很好，但如果都写前人的东西，则无法体现作为当代人的创造。因此，张老师的每一次个展，每一幅书法作品，都来自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本次展览除外）。而因为是个人的展览，如果设计不好，很容易让观众“审美疲劳”。张老师表示，一个人的书法展览，特别要注意变化，不能内容不同但表现形式大同小异。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用了楷书、草书、隶书、篆书、行书、魏碑等不同的书体，每一幅字从布局到书写都煞费苦心。甚至在同一种字体的创作时，还研究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特点和元素，并分别加以展示，以求更加多元和丰富。关于自始至终在展览现场接待观众，张老师的理解，则更是深入到了文化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说，展览是给观众看的，与观众交流和分享的，自己接待观众，更能体现对观众的尊重，也更能听到观众的意见和建议。这一点，和很多艺术展览在常人难以进入的“庙堂”之内举办有很大不同。而其根本不同，在于展览的目的不同，有的展览只是给领导看的，或者是给少数人看的，其目的我们无意妄加揣测，自然也无法妄加批评，但把展览办在公共场所，办在公园，办在文化园区，办在军营，办在学校，是一定能够更加贴近观众、贴近人心的。张老师从事过22年记者工作，新闻人的敏锐嗅觉，使得他对每一次展览的主题都有精心的雕琢。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从艺术与科技的结合，到两次关于西藏的展览，再到辛亥革命和甲午战争的纪念，以及本次班禅大师坐床二十周年的展览，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其用意，说来也朴实简单，就是希望观众在欣赏展览的同时，感受到更多书法以外的东西，比如人间大爱，比如民族精神，比如爱国情怀，比如英雄气概等等。这些东西，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紧紧相连，甚至可以说，和每一个个人都是紧紧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