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回国之前，画家陈丹青并未料想到“英语”会对他构成困扰;自从8年前他从清华大学辞职后，几乎不再谈论“英语考试”话题。不过，作为“炮轰”英语考试制度的第一人，他至今仍对应试教育感到绝望：“十多年了，讲了根本没用嘛，巍然不动。”

“我是知青，不懂英语”

“英语”对少年时代的陈丹青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的父亲一辈，不少人精通外语。在广东老家上高中时，他的父亲已经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和英语教学。1947年陈家老父考入上海海关学院，教授清一色是英美人，包括当时还很年轻的费正清。学校课程全部英文，“我父亲的高中英文程度就能考入洋人在上海办的大学”。

“上海是殖民地，1949年前，很多佣人都会讲英文，不跟外国人接触的市民也喜欢胡诌英文。为什么?因为很多上海口语夹杂英文，没受过教育的市井之徒也能讲几句英文。”陈丹青以他的老师之一、连环画大师贺友直为例，“他1949年前是个苦孩子，做过学徒、当过国民党兵，1949年后政府培养他画连环画，今年90多岁了，随口讲很多英文短句，就是上海街巷听来的。那时说洋话是风气，是时髦，有种优越感——‘我会讲几句英文’。”

2005年陈丹青批判英语考试制度被公开后，清华大学退休老教授孙复初站在他一边。孙教授与陈父同龄，他也说，1940年的中学生，初中可读英文小说、唱英文歌，高中就用英文写信、写作，“相当数量的学生口语也很好”。孙在建国后主持编写《英汉科学技术词典》出版发行数十年，是很多科技人员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我父亲和孙复初教授的回忆是相同的，他们说，到了大学还要严考英语，民国没这事儿!”陈丹青说，“当年你能进大学，就假定英语的读、写、听，已经过关，今后只是对专业口，深造提高的问题了。”

到了陈丹青这代“50后”读小学时，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官方文献记载明确了1964年教育部将“第一外语”从俄语转换英语，但陈丹青完全不知道：“1964年跟苏联整个儿闹翻了，可是1966年‘文革’爆发，所有外语教育都停止了”。

1966年陈丹青小学毕业，此后再没受过正规教育。“文革”初始，小孩们因为学校关闭、不用上课而雀跃。“大家瞎混到1967年，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我们按指定区域，一律免考，就近入学。入学后，语文数学课本一律没有，英语教材只有几页油印本，上了几课就下乡下厂了。”他们学的几句英语，无非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

自16岁到25岁，陈丹青辗转农村8年，自学绘画。“‘文革’结束前两年，1974年，部分大学复课，招收工农兵学员，英语是进外语院校的工农兵们的第一外语。

1978年，陈丹青投考“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他在外语考试证写道：“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懂外语。”然后起身离去。外语零分，专业课高分，他就这样成为研究生。“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两个，所有‘文革’过来的考生，十之有九不会外语。当时国家强调‘择优录取’，强调‘业务’。你画画好，跳舞好，数学好，外语差不要紧，进门再补。但这种状况很短暂，进入1980年代，外语教育越来越严格了。”陈丹青回忆说。

有趣的是，艺术研究生的教学依旧与英语没有交集：“那时学院有个天真的预想：这批研究生可能被公派赴法留学，于是美院请来外语学院法语老师，专为研究生开设小班，学了半年多。其实当年国家太穷，哪会公派，现在我只记得几个单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