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邵彥）面對杜覺民的水墨畫，讀者會領悟到：畫家一定有著複雜的經歷和深邃的思想。他的題材既有古典文人畫的禽魚雜畫和棲隱的文人，也有回憶中的鄉村生活和田園牧歌，有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也有底層的廣大民眾，但更多的則是無名氏的大頭像，這些題材並不是他首先使用的，但他畫出了別樣的氣度。禽魚雜畫的筆墨和立意顯然來自八大山人，也是在墨戲中揮灑才情，嬉笑怒罵，然而變形愈加厲害，孤憤感更強。文人形象或枯坐或兀立，或鼓琴或獨釣，固然可以看成畫家的自況，但更突出一種苦澀的孤傲，空白的背景已經不是藝術處理的留白，而是與個人隔絕甚至對立的整個世界，即使在平和靜坐時，臉上也只是一縷無奈的笑容。鄉村生活如露天電影，三伏天祖孫午睡等，充溢著童年的柔和溫馨，但對於早年在鄉村生活中經歷了長期苦難的畫家，這一切只是對美好記憶的片段采摭而已。歷史畫多少是畫家自己英雄情結的表述，而大頭像則表達了抽象的“人”的概念，一張張表情各異的人臉，在畫面上頂天立地，散發出攝人心魄的力量。

   畫家出生在北國哈爾濱。他出生那年，正趕上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知識份子父親不幸成為一名“右派”。也許在記事以前，他還不能體察大人的愁苦，但在1960—1962年那場大饑荒中，他一定過早地記得了政治壓力和饑餓相伴而至的滋味。到1962年，作為政治和饑餓相伴施壓的最後結果，全家由城市被遣送原籍蕭山農村，他不得不面對生活境遇的巨大改變。他7歲在村裏讀小學，上到四年級就輟學當了生產隊的放牛娃，那年他才10歲。不用上學，天天在林間山上放牧，這種生活也許更符合小男孩的天性，但問題是放牛娃一天的勞動成果不到兩角錢（一天掙2.5個公分，年終結算每個公分7分錢），一個月不到5元左右。到16歲時他已是整勞力了，各種農活無所不能，一天可掙12個公分。他後來雖然也畫牧童，但並沒有迷戀上山水花鳥畫，而是用一雙火眼金睛看人世，可想而知當年農村的田園牧歌只是表像，而勞累、饑餓和政治歧視才是生活的常態，並成為日後奮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