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有良知的畫家都把關注的目光和包含同情的畫筆指向底層民眾，但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大量地畫進城務工的苦力和街頭的販夫走卒。大量的作品都是寫生稿，可以想像身背畫夾的畫家無數次混跡於市井和工棚。他們並不僅僅用臉上的皺紋和破舊的衣衫為畫家提供線條與形式的種種可能，他熟悉他們的生存狀況，瞭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同情他們的艱難困苦。他們在有些人的眼中卑賤如螻蟻，但在他的眼中並不是凡夫俗子，而是讚美甚至崇拜的對象。因了紙上漲墨的效果，街頭拉二胡的瞎子，有如一尊光芒四射的佛像，推著自行車、穿著棉襖戴著皮帽的工人（像一個礦工），深邃的眼神和頭部的光芒使他看我來就像耶穌。雖說禪宗早就主張“遍界是佛身”，但真能看到這個境界，正說明觀察者心中有佛。正如奧地利詩人裏爾克的詩《嚴重時刻》所吟：“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無緣無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誰在夜間某處笑，無緣無故地在夜間笑，在笑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無緣無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死，無緣無故的在世上死，望著我。”畫家與詩人心有戚戚焉，在一幅大頭像上抄錄了這首詩。作為人文學者的畫家，未必執著於一種人文宗教，未必要當儀軌上的教徒，卻必得是哲學上的信眾，必得以宗教的大悲憫釋懷於自己的苦難，卻迎面走向他人的苦難。

   杜覺民的博士論文題為《隱逸與超越》，在我看來，使用“隱逸”這個詞多少帶有避重就輕的意圖。“逸”的本意就是逃避，在亂世中是偷生逃命，在正常社會中則是避免與現有秩序和既得利益發生衝突，以一種不合作的姿態表達微弱的抗爭。他所崇拜的三位古代畫家——倪瓚、徐渭、八大山人——都被稱為逸品大師，其中徐渭生於大明盛世卻性格變異，他與社會的衝突顯得不可理喻；倪、朱二位都有幸或不幸地遭逢改朝換代的大變局，如果沒有這種大變局，很可能都以富貴閒人了此一生。其實，擺在杜覺民和他這一代畫家面前的命題是：如果一個畫家不瘋不狂，又生當太平盛世，他如何走向偉大？

   杜覺民曾說：“隱逸行為下所產生的枯筆殘墨與我們這個偏重物質享樂的時代已格格不入。”其實，當下很多文化人行走的是一條太平盛世的逸品之路：學國學，收古董，喝茶品香，拜佛參禪，衣則中式復古，食則私家小廚，住則梨花院落，行則自駕旅遊，波西米亞精神變為布爾喬亞趣味，在享樂主義基礎上展開了精神消費顯得那麼寧靜、優雅，所需做的就是順應和利用社會的正能量，既要與眾不同，又會絕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