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裱的时候利用宣纸的特性把它揭成两层，变成两张，表面一张正常，下面一张墨色更淡，找当时的老墨添笔作假，是所谓揭裱的猫腻。

前段时间，白旭光带着学生去看了一场拍卖的预展，里面有一张明代的绢本画，“画得很好，标价很高。”

然而中国字画，因着地域不同，北方干燥，清代很多画，如今拿出来还比较完好；而南方藏的画，大多都有霉斑。中国字画要求保存的时间很长，传承流转过程中不可能不揭裱不修复。“明代的画到现在，中途应该修复过，而且不止一次。”白旭光后来看到一件马骀的画，突然想到了预展那幅明代作品的破绽，“我找人马上又回去看，找虫洞，细小点——作为绢本作品，历经岁月沉浮，不可能没有修复（揭裱）过，破损处和其他部位如果是一个整体，那肯定是复制件。比如我做的仇英作品的修复，补的地方的痕迹是无法掩盖的。”

装裱师要知晓作假办法

作为资深的装裱师，白旭光和他的学生们要知晓作假的办法，“晓得的目的很简单，我们要修复，修复要“修旧如旧”，要做旧。”白旭光谨慎地说，古书画造假的那帮人一般都是流水作业。“模仿字的人只模仿几个人的字，另外几个人仿画，比如石涛这一路，张大千这一路的等等，一套人马，各画各的。”

就纸张来说，老画的纸张颜色更黄。造假者爱用的做旧方法是烟熏、茶浸，用从茅草棚的屋檐滴下来的水染出来的纸颜色很逼真，造假的现在还在用这个办法。还有一种“青杠碗”的染纸法，用青杠树的果实泡水，一般两个礼拜后，颜色就泡出来了。

但真正的老纸表面有一层包浆，那是岁月的痕迹，没办法做假。“做旧的办法没有创新，它没办法创新。各个朝代都有造假的，其实民国时期出了一大批仿名家的作品，到现在仍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墨也是关键。造假需要用古画老墨，修复也是，需要在十余种墨中找到对应的墨。“修复要对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光是墨都有好多种，我们这里各种墨都要有，画家具备的我们要有，画家不具备的我们也要有。”

白旭光说，“我带徒弟的时候，告诉他们，做事情最重要的是做人，要走正路。我们这一行很特殊，过手的动辄价值几十上百万。目前正在修复的一件明代周臣的作品（唐寅和仇英的老师），一位藏家从英国带回来的，我们在做、在看、在研究，但不能动心。这是规矩，也是职业道德。”

细心就能识别赝品破绽

白旭光说，近现代有些“造假”高手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大画家，比如张大千，当年他在上海仿的几张石涛的画，连他的老师都未能看出破绽。所谓造假，有一些也不是刻意为之，比如吴一峰的学生无意识地临摹老师的一些作业，流出后在市面流通。“当代画家造假，有一些就是学生的临摹之作，流落到市场上，现在有一些画家几百个学生，不仅仅模仿他的画风，还要模仿他的行为习惯。还有一些是画家画废了的画，撕破揉皱扔掉的，可能作为他的贴身弟子，就顺手捡起来，找装裱师处理的……”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一个画家仿了崔之范的画，其中一件仿品被一个老板收下，老板心存疑虑，拿着这画去请教崔之范，崔先生很艺术地回他：这是我早年的习作，画得很差，随后便扯了扔掉，“我重新给你画一张”，老板无言以对，自然明白这就是假画。

从事艺术品经营多年，也是收藏爱好者的李春红也讲了一件自己的亲身经历。他19岁入行时，月薪1800元，出于喜欢，他花5000元在当时拿下了岑学恭的一件三峡画作，四尺三开，近三个平尺。有人看了说不对，“我找到岑老，岑老说，小李，你把这件放在我这里，我另外给你画一张。我一听这个话就明白了，买到假的了！但这一代的老先生，内心善良，明白行规，看到伪作，心里往往会想，这个仿的人，肯定没有我过得好，这些假的东西，放在心里，不要点破。”

从可供查阅的数据看，仇英的真迹存世的只有40多件，部分在台北故宫，部分散落在外，但目前市面上流通的仇英作品远远超过这个数。雅昌艺术网的数据显示，张大千一生有据可查的作品在1.7万件左右，十足的高产艺术家，但目前在交易的竟高达30万件，数量对比令人瞠目结舌。白旭光提到，凡是看到有割款补款痕迹的字画，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有些假画虽然很逼真，但都有破绽，只要细心就能识别。造假之人也是随行就市，跟着高价艺术家走，谁卖得好，卖得高，假的就出来了，这个不难理解。”白旭光还说，收藏者买了假画，就当是交学费；而在众多假画里选到真画，则是种荣幸。藏家们也在不停的“淘画”过程中对自己的藏品进行“洗牌”。（记者 谢礼恒）

禁止经营来源不合法、冒充他人名义或者以禁止交易的动植物为材质的艺术品。禁止伪造、变造或者冒充他人名义的艺术品。

艺术品经营单位不得伪造、变造艺术品来源证明、艺术品鉴定评估文件以及其他交易凭证，违反者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没收非法艺术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罚金。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七、第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