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真诚、有情感的艺术最打动人心。我的帕米尔之行拒绝走马观花式的采风写生。我参加当地人的婚丧嫁娶，尽心尽力给他们提供帮助，正是这些与当地人之间的情感互动，让我的绘画在技巧、风格、样式背后，自然而然地生发出艺术最真挚的美——情感。我是崇尚艺术精神价值的理想主义者，把质朴当成自己艺术精神的追求。每次穿越疆域，与其说是写生认知之行，毋宁说是探寻生命本源的朝圣之旅——在淳朴可爱的塔吉克人身上，我体会到一种人性的真挚与回归；面对白雪皑皑的圣山，我意识到个体的渺小和大自然的永恒。在这种朝圣中，我的思想得到涤荡，心灵获得净化，我的绘画也就有了质朴的精神。当然，这也来源于我质朴的性格，新疆塔吉克民族质朴的人性之美，与我的故乡山东胶东半岛大海质朴的自然之美，带给我同样的心灵滋养。因为对高原民族生存状态有着深切的体味和深刻的情感体验，我并不会刻意用情节或事件去说明什么或表达什么，而是捕捉当地人或物的日常瞬间，他们不断地呈现在画面上，色彩不是越来越浓烈、色层不是越堆越厚，而是越来越清纯、越来越洗练，人物神情也越来越自然、越来越生动。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以水彩去表达？纸上水彩对我而言只不过是更利于我表达内心的方式，媒介材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人性、情感才是我绘画里永恒的精神表达。

得益于在帕米尔高原的经历，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写生——写生重在“现场”，即“人”的在场，精神的在场，这就决定了只有足够“了解”才谈得上写生——了解对象并观照自己的内心，方能赋予写照的对象以生命。因此，写生是一种情感自觉，而非绘画样式、技法的表达或新发现，这与临摹照片或复制他人的绘画截然不同。例如在人物肖像创作中，艺术家只有真正地与被表现的对象融为一体，深切体会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才能把握人物的内在，这是超越简单化表象摹写的前提。艺术创作如果与对象不产生情感联系，仅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采风”，满足于画面的“漂亮”或“新颖”，这样的作品必然无法打动人，因为艺术家自身并没有被真正感动，也很难虔诚表达。描绘塔吉克人，是我的情感使然。所以，对我而言，塔吉克人不仅仅是描绘的对象，如何描绘塔吉克人也不仅仅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而是如何画“人”的问题、如何做“人”的问题，这才是我一直寻找和坚守的。自然如此丰富，世界如此广阔，人性如此复杂，假如我们悉心观察，切身体验，假如我们对生活的“语境”有独立的思考，我们的作品又怎么会模式化、同一化呢？又怎么会过度依赖图像，陷入盲目跟风模仿，陷入技术性的操作？又怎么会肤浅媚俗，不知所云呢？　　或许有人觉得民俗人物与风景画题材不够“当代”，水彩这种材料也不够“当代”。但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只要够真实、够深刻，只要其艺术所反映的与自己的思考有关，其艺术就够当代，因为作为存在的个体，艺术家本身就与当代生活、当代文明、当代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在当代语境中，如果艺术家带着问题意识去进行创作表达，不管艺术形式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是写实的还是表现的，不管用什么材料和媒介，其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当代的艺术。艺术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随波逐流，强求当代性的作品很难经得起时间检验，往往会弄巧成拙，变得不土不洋，流于庸俗和表面。因此，对待艺术，不管画什么或怎么画，归根结底都要回到人本身，无论做艺术还是做人，最根本的道理都是——真诚。

我对艺术的呈现常常无法停留在一个满意的状态，仿佛挖井的人刚刚看到了水，在暗夜行走的人抬头看到无际的丝缕曙光。艺术创作需要艺术家怀揣使命感，一直坚守，一直向前。今天，作为艺术家，不仅要思索画什么、怎么画，更要清楚为什么而画。这是价值观的范畴，也是艺术家创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创作主体面对周遭环境的自我定位。我认为，“共享”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艺术家的作品应当面对更广大的受众，让无论是否了解艺术的人都能够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体会到审美的愉悦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在共享中达成作品的社会价值。一件好的作品，也应该是开放性的，是能引起共鸣的，是可分享、可解读的。

反思个人艺术创作，展望中国水彩的未来，萦绕我心头的是一种“反哺情结”。艺术家的反哺，小则报答父母，大则回馈人民，回馈养育我们的这块土地。艺术修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艺术家更应该有所担当——对时代精神和个体感悟，对生活中的真善美，有所提炼、有所表达、有所升华，这样的作品自然会突破狭隘格局，呈现出与时代同步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气象。在这样的艺术坚守之路上，虽然必定经历艰辛，但一旦心灵积聚能量，艺术也会倍增力量，二者是相互联系并互相促进的。相反，假如创作者的心灵为物质、名利等欲望所堵塞，艺术就会变得漫无目的、孱弱无力。在今天，也许风格和个性这两个要素在现代艺术作品中占的分量越大，人们会越加赞赏，但回首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只有纯洁的、真诚的艺术才可能缔造永恒。

（2015年11月22日被人民日报文化版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