苐三个方面，就是“人”体悟到了我、我们与诸多他与他们〔它们〕；“我”与天地、天与地、有与无、人与神关系的关系等等。就是组成这个世界的各种关联的关系之间的体认和运用。在这个认知范畴内，我们可以适应世界、创造万物。这才是三生万物的正解。也是后來古人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奥密所在。

當然，所谓关系和关系的关系，其实是一个生态。生态中的群体共生的基本性征，决定了个别亊物与这个生态的关系必须是平衡的。但是所有关系又是不停变化或是演化的。人如何适应或运用这种变化或演化并进行创造，最重要的意愿是使其按照人群生存的意志达成平衡。易变是有规律的，同时也是有不同的节奏的。因此，困难的是如何体察和把握其中的“度”。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悟”和“中庸”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最看重的认知方式和处亊原则的深刻意义了。同时，对事物的复杂性的体认，总是从关系的双方性征着手的，古人将其归纳为一个认知结构，称“二仪”。“二仪”的具体人文符号是复杂多样的，面对不同场合、不同的事物、以及事物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机或生态，都表现为不同的概念和符号。其认知方法重体悟、习惯、概率、功用、联系等等方式。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历來是以已度人、以人为本、以身作则的。视“目的”“功用”作为“手段”“途径”“逻辑”等规则的最高意义。所以中国领导人必具其德。所谓内圣外王，现代人称德才兼备。也有顾大节轻小技；所谓瑕不掩玉；所谓看主流、识大体等等云云。因此中国人的思维是重经验的，也是逆向的。经验导致对祖宗，对历史，对传统的信仰；逆向的，便可导致“成则王”“败则冦”的思维逻辑。这一思维决定了中国人的人生的现实性和理性，以及在以理性作主导的同时，也给人的想象力、创造力畄下了无限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