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笔、墨、形、色作为绘画的基本要素，在唐宋之际才成为独立的人文传表手段，在此之前，主要承载着家国的社会审美意识，集中反映了整体的民族特性。以及含盖社会文化的图识功能。僻如秦、汉宗尚黑、朱；唐、宋宗尚红、黄等等。各级官员、场合用色皆有严格规範。随着对生命更为深入的体验，人们对世界形态的认知更为深切，促使了色向彩的拓展，也对形的完整性、深入性提出更高要求。从“人大于山、水不容泛”逐渐发展到具有“平遠、高远、深远”的“三远”，以及“遠树无枝、远人无目”的造形规律的认识和体悟。这使得唐、宋之际的山水、人物、花鸟的形、色关系更为紧密。对形的“共同视觉经验”的重视，使得古人认为：鬼魅易，狗马难。狗马与人生近为“常形”， 鬼魅则“非常出”（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的写实主义），由此促进了笔墨与色彩系统的丰富性、逻辑性；符号的感性化、经验化发展，就是所谓的“随类赋彩”。特别在北宋、五代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笔、墨、形、色的系统创立和综合演化都达到了极高的境地。色的绚烂，如复色、类色的拓展；色相、色级、色泽的丰富；以金、銀为代表的，色彩质地、品性的体会，和手法上的复、叠、晕，染的运用；笔墨的控制和意韵， 与书写性的强化和丰富；形的创造和共同经验的确立，都为中國画的各项系统发展和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从这里出发，色彩和笔划的演化，在集体特性与生命活力之间达到了高度平衡。特别是五代至北宋年间，这种中庸式的平衡已经相当深化，一方面，深切反映了画家精神的专注、独立、与深刻；另一方面，个人的情性唯一性，确承载起了民族的整体情怀和共同愿望－－家国情怀。同时也兆示出笔墨和色彩之间的偏重或分化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的色彩，在青绿山水和院画花鸟方面的完善和发展，都达到了滥觴的程度。它以王希梦的《千里江山图》，和宋徽宗的《芵蓉錦鸡图》为代表。而笔划在这一时期也从控制色域的任务，逐渐拓展成为以书写性为特征，以笔墨的丰富性、系统性为内容的文人化表达手段。（主要以书写性贯穿于所有方面为特征）。并兆示着笔与色的交织、互溶的前景。因此色彩系统的完善和丰富，与笔墨系统的完善和丰富，以及它们之间的溶汇与交溶，使得活力与控制之间的“度”的平衡显得欲加复杂起来。

在北宋至元初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文人作为文明的传承和创造者之一，其独立担当和舍我其谁的自觉意识 不断深化，不但表现为与朝庭“共担国是”的政治自觉，而且发展成，不因政权更迭而独立担当起发展中国文明的主体意识。这就是人民期待文人成为社会良心和正义脊梁的历史根据。在绘画中就表现为，个体情性的丰富性与家国情感的整体诉求之间的一致和平衡。这一历史时期的绘画具有了个人创造的巨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