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北宋以來，在朱熹、张载以及二陈（陈颐、陈灏）等理学家们的努力下，将孔孟至董仲舒以来建立的以“礼”为基础的经学系统－－一个将致立於道德与社会礼制相结合的文明体系。升级为一个以在情欲基础上，从个人欲求的角度，将“礼”的外在性、道德的原则性，深化、升级为一个以“理”的内在性、情感状态的主动性的文明体系。我这么说，一定会引起很多人愤怒。因为近一个世纪以來，都一直在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性性。可是，这难道能否认宋人对“人性”的文化塑造吗？试问“恣意人欲”难道不灭，还让人与禽嘼同类？！这一升级过程一直延续到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建立。如果说三代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初创。思想上的朴素性蕴含了以后文明分化、升级的母体。那么，从春秋到两汉，便是一个以儒学为主干的社会文明的逐渐成熟的过程。而两宋至明王夫子的心学建立，就完成了精神文明的内化和升级。如果说早期文明是建立了社会的文化秩序。而升级后的文明则建立了以“理”为特征、感情的文化秩序。这一进程，其实完成了文化上的人的自觉。因此，我们从这个时期起，则可以说你是一个具有“良心”的中国人了。也就是说，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从此涎生了。也可以说，我们具有了一颗文明之心－－文心－－良心。直到近代，中国人只是在这颗文心上进行雕龙活动。世界上从未有一个文明能够完成这样连续不断的过程，并如此接近于全体人类的终极愿望以及所显示的价值－－如果以全人类共生于地球为前题的话。

那么作为中国画具有那些变化呢？那就是文人化。其实就是秩序和道德的情性化过程。在绘画上就体现为个人图绘风格的建立。因此笔墨与色彩都着力于符号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既以情性作为色彩和笔墨的对应关系，以其丰富性、秩序性、品质性为主要内容。

作为对生命本身更为深刻的人文思考，古人对生命自身的“.自在”意义与家国的整体意义之间的平衡的重视，宋元以来，“笔画”趋向于对“笔墨”传统的深化就成必然。这一方面受到理学深化的影响，也为色彩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为在这之后，不论是色彩表现手段，还是在色彩的符号系统的建立上，都受到笔墨形式的制控同时也受到笔墨情性的生发。因为元以后的中国画发展，笔墨和色彩的相互生发、兼容成为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当元明以下对笔墨系统的深化、完善、丰富变成了唯一追求的时候，笔墨系统便被抽空了其原具的灵魂。清代的“四王”后來的“八怪”墨戏都是过度的个人化、个别化、符号的教条化的代表。这使得笔墨逐渐地丧失了生命的热情，和对家国埥感的深刻眷恋与体悟。终于失之于空洞，趋之于程式，落之于墨戏。直至被革命所强奸，被样式所解构，被大众所泛化，被现代所蛊惑而不知所宗，迷失了价值，终于归之于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