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正如黄专自己对“沉思”与“行动”的不断理解一样，他事实上接受着身体之外的事实与思想对自己的触动与影响，他事实上也通过行动与自身以 外的事件和思想发生了联系。当他策划“创造历史：中国现代艺术纪念展”执意将“星星画会”作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起点时，他说他显然受到了 26年前对星星展览观看的影响。这样，当黄专在用文字陈述他的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他的思想仅仅是“沉思”的产物。

与那些对资料和文献津津乐道的专家不同，黄专将他所知道的资料压缩在了思想的陈述中；与那些研究形而上学甚至就是玄学的哲学家也不同，黄专是从 事实的分析中去提取思想。现在，如果我们不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如果对新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知识，应该承认：黄专的文字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过去接近三十年的 新艺术史的思想文献——其中无疑也包含着经过分析和消化的历史事实。

黄专总是提示我们去注意哲学问题

如果从1979年算起，中国艺术的“当前历史”已有了三十年的时间，虽然我们从来不缺乏书写当代历史的冲动，但在裹挟着各种新学思潮、各种新奇 的国际艺术样式竞赛以及各种新闻、商业炒作的情境中，关于当代艺术的研究往往也无可避免地堕入时尚漩涡和潮流之中，史学叙事和批评描述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 来越不可能。（《当代何以成史》）

如何去认识、了解过去三十年的艺术史？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将像黄专这样的文字串联起来，可以看到涉及这三十年的艺术史的思想脉 络。当然，有很多批评家的文字也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在这里我要肯定的是，黄专的文字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对一般艺术现象的评论。

这个差异表现在，黄专总是提示我们去注意哲学问题，例如我们与之发生关系的外部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可以去把握那些艺术家对他们的时代所表达的意见？尤其是，他很自然地将一些常识性的概念放在历史的语境下，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那个概念的具体意思。

例如他（生前）在最近的展览文件“什么是我们的国家遗产”中，将“国家”这个概念同不同的历史阶段结合起来分析，试图划清不同时期关于“国家” 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上的差异，这对人们了解那些被表述为“国家遗产”的作品有了基本的语境前提，进而有可能使相对多的人在面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 艺术现象时获得具有意义边界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知识实践，这样的实践能够避免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指责的本质主义局限。

一个想要了解哲学史的人，也许首先不是从老庄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文字开始，而是静静地先思考一下“我们生活的意义是靠什么来证明的？”、 “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平等与公正这类词汇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是有用的？”这类问题，这样，我们也许会发现哲学问题应该从何处开始。 黄专爱去读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文本，他的文字经常有这类问题的暗示，这是黄专的文字与很多批评家的文字区别最明显的地方。

保持谨慎立场为当代写“史”

我注意到，在当代事件是否可以立即成为历史书写的内容这个问题上，黄专保持了学术传统的严肃态度，由于当代艺术很容易被与新闻和时尚混淆，甄别属于历史的资料或者事实就变得非常困难。

黄专提示说，当代“成史”之可能，“也许首先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一种学问态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其实，困难也就在这里，从文本知 识传统上讲，“学术态度”和“价值判断”本身就是需要用文字继续去陈述的概念。不过，我的理解是，在本质主义时代早就结束的今天，这两个概念也只有在内心 里进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