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1 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彻夜长谈……

第二场批判是由《文艺报》压制“两个小人物”对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引起的。1954年IO月，毛泽东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有关领导，之后，《人民日报》便开始对《文艺报》发难。紧接着，全国文联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连续讨论八次并做出决定，改组《文艺报》。翌年初，又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批判，并旋即上升到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清算。一面公开批判，一面立案调查，直到5月16日胡风被捕。此案殃及2000多人，其中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与此同时，报上还展开了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同年年底，又出现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问题。

1956年，政治空气有所缓解，在4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接着又正式写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

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④

这一决策受到文艺界及广大知识界的热烈欢迎，甚至把它看作是文艺春天的到来，无比欢欣鼓舞，整个文艺创作也显示出一派生机。但事隔不到一年，一场规模更大、波及面更广的政治风暴——反右派斗争再度出现。如果说前几次批判运动尚未直接涉及到美术界，那么，在这次的反右斗争中，美术界的一些核心人物和著名画家已在劫难逃了。身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江丰，一夜之间竟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成了“抗拒党的文艺政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的“不可救药的险恶的反党分子”⑤。与此同时，中央美院的其他一些领导与教员也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骨干”、右派分子。1957年底，在中国美协召开的第12次常务理事会议上，将打成右派分子的11名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全部撤职。

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激发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空想热情，从而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而在知识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心态，反右斗争的余悸依然难消。然而，人人自危的生存状态却是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的反常方式表现出来的。每个人都无比积极地参加到思想改造的洪流中来。于是，对政治的超常热情，成了自我保护的最佳方式。从上至下，人人都不厌其“左”，而且是越“左”越好。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下，美术界自然也不甘落后。为国庆十周年举办的全国美展的选题计划，不仅把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列入创作选题，还提出美术创作也要“大放卫星”的口号⑥。就是艺术上已十分成熟的老画家傅抱石，也能喊出“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⑦这样迎合政治需要的话。尽管艺术家们如此超常地紧跟形势，积极主动地改造思想，战战兢兢地生怕说错话做错事，然而在文艺这块是非之地上总是莫名地招来灾祸。虽然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在政界和军界，然而到1962年，问题又首先出在一本小说《刘志丹》（李建彤著，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毛泽东说：

现在写小说盛行，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