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中国的文学、书法、戏曲、中医、武术以及各种技艺和绘画一样都是这样传承：先是“临摹”师傅，继而“临摹”前人，尔后遍“临”各家，最后才是自立门户。这有可能是中国画学习的最为直接的门径，或者说是不二法门。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建希也是如此画出来的。建希和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画家一样，生不逢时，从上学起就在各种运动和变革中左冲右突，摸爬滚打，文化的“命”革的比较彻底。在无书可读，无画可看，万马齐喑的年代，如同建希与我这样的喜欢画画的少年，即使对绘画酷爱，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偷偷摸摸的拜老师，以临画稿的形式，临摹，临摹，懵懵懂懂的临摹……对古人和老师的崇拜，让我们觉得这样学画是天经地义的，当然也就乐此不疲。不存在像现在的众多美术院校的学子，陷入进退两难的维谷——既要全盘接受西画的理论，又要重新认识传统；既要讲透视光影，又要找回笔墨，瞎碰瞎撞，如坠五里雾中，一片混沌……

哈！如此说来，建希和我等倒成了幸运的现代美术教育的“漏网之鱼”，误打误撞的走了条较为纯粹的国画学习的“野路子”。因为不是学院出身，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样学画是“业余耍”。“业余”没有什么不好，一部中国美术史，自宋以后，处处都写着业余二字……

建希是我四十多年的画友，十几岁时共同得到了建希的父亲——著名画家孙立荣先生的启蒙。1975年我俩又同年进入当时潍坊唯一的有绘画专业的工艺美术研究所。跟随潍坊卓有建树的画家和老艺人学画的同时，着实的画了多年的宋画小品、国画屏风以及近现代大家作品的复制等等所谓工艺品出口的任务。笔上的功夫也伴随着日复一日大量临摹复制在不知不觉中练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