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是说与对方最后一次见面，听他有益的议论已经三年过去了。一个‘远’字，既指时间，也指距离，他们二人不在一个城市，见面并不容易。

“‘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指自己外放于偏僻的他乡，整天埋没于繁忙的官场事务，哪里有什么快乐啊！

“‘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朝廷指定的任期已非常近了，但接替我的官员却一点没有消息，早晚都在等待着。

“‘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如果能离开这旷日持久的外放，当然是出自贤者的帮助。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夏秋之交，将便道来府上当面致谢，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于万一。

“‘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希望你多多保重，并早日得到升迁的机会。”

对于曾巩写信的时间，尹光华先生考证后认为：

“‘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运勾’、‘奉议’是曾巩同乡无党的官职。而‘奉议’这一官名，因避宋太宗赵匡义名讳，从太平兴国元年（976）起改称“奉直郎”，直至元丰三年（1080）九月官阶改制，才恢复这一官职。此前一百余年，没有奉议郎之称。曾巩在本札末已用此称呼，说明它书于元丰三年九月或九月以后，而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赐对延和殿’，并结束了外放生涯。因此，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十月间。由于信末已写明‘二十七日谨启’。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

三、收信人与写信时间的考证

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研究考证后认为：

“此幅书札是曾巩目前所发现的唯一墨迹，一时间大家对作品材料不知其详，有些鉴定专家认为是藏经纸，也有人为是抄书衬纸。看到这些专家们不知所踪，经请教书画鉴定泰斗傅熹年先生，傅先生认为他是书写在一页宋版书的背面。经查曾巩书札是写在《三国志·魏志·徐奕传》卷二十第十页残纸上，而书纸版芯书口处有刻工“王宗”款识，王宗是南宋高宗绍兴年（1131-1162年）刻工，北宋的曾巩怎会写在南宋刻本书纸残页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查阅了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P19，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官刻本镂雕《三国志》、《晋书》···，咸平三年（1000年）诏选官样校《三国志》、《晋书》、《唐书》···。因此可以得到一种解释：高宗绍兴年间王宗复刻《三国志》，但是，靖康之后，汴京一片废墟，基本上这些雕版都毁于战火。就算没有被毁，也不可能将如此沉重的雕版运往南方，从字口来看又不像复刻雕版。

“我经傅熹年先生指点查找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人尺牍·王安石集》，整套文集都是刻在宋人尺牍之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曾巩的作品《局事帖》，就像宋人尺牍被刻成《王安石集》，在绍兴年间被后人拓印，王宗所刻《三国志》一书。

关于《局事帖》的写作时间，朱绍良先生认为：

“经查曾健峰先生所作《曾巩年谱》及《宋朝政要策》记载，曾巩是熙宁二年51岁（1069年）赴越州（今绍兴市）做通判，熙宁四年53岁（1071年）六月离越州赴齐州（今济南市），直至熙宁十年曾巩分别任襄州知州（今襄樊市）、洪州知州（今南昌市）。根据《局事帖》中的“受代之期”判断，当为赴越州第三年，也就是熙宁四年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