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艺术史研究的重心是风格研究，随着西方艺术社会史研究和艺术赞助研究的兴起，它们在客观上推动了对中国书画鉴藏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明清的收藏家们，项元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封治国

一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是我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自明代中晚期以来，以他为中心的“嘉兴项氏”便成为特定的专有名词， 频频出现在诸家著录之中。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论及张丑《清河书画舫》时，批评他“所藏有限，特向项子京家稗贩耳。” 其实何止张丑，因项氏而成就自己宝藏者实不可胜数。以安岐《墨缘汇观》为例，其著录书画出自原项元汴庋藏的便有一百三十八件之多 ，而我们今日的中国书画史，又有多少内容是建立在项氏的藏品基础之上？

但历史似乎并没有给予他很好的评价。明清笔记中的项元汴，除了拥 有惊人的财富，便常常是一副吝啬而尖刻的嘴脸，又由于文彭兄弟为他担任过书画鉴定的顾问，他本人的鉴赏能力也因此被广泛质疑。他遗憾地未给后世留下一部著 作，却留下饱受“丽人黥面”之讥的鉴藏印，随见于书画史中的煊赫巨迹，那几乎是人们对他最鲜明的记忆了。而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文献记录的缺失令钩稽史料的 工作进展艰难，他的面孔故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发模糊，只留下一个概念化的粗陋身影。在以文人为舞台中心的艺术史写作框架下，的确鲜有学者会为一个商人 而劳费心神。

传统艺术史研究的重心是风格研究，随着西方艺术社会史研究和艺术赞助研究的兴起，它们在客观上推动了对中国书画鉴藏史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明清的收藏家们，项元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海外及台湾学者较早对项元汴展开了艰辛的研究。那志良《项子京及其印章》、黄君寔《项元汴与苏州画家》（Hsiang Yuan-pien and Suchou Artists ） 和翁同文《项元汴千文编号书画目考》，是早期项氏研究领域的精彩力作。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学者郑银淑在那志良、李霖灿先生的指导下，完成《项元汴之书 画收藏与艺术》的硕士学位论文，1984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刊行成书，成为项元汴研究的首部专著。该书对项元汴的家世、生平、收藏以及书画创作，都进行 了系统的论述。尤值得称道的是，郑银淑率先利用著录等典籍，尝试对项元汴旧藏书画作出统计与估算，成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堪称筚路蓝缕之作。

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一书在写作时，尚有诸多重要史料无法得见。例如，作者使用了李日华的《六砚斋笔记》一书，但更为重要的《味 水轩日记》以及《恬致堂集》，郑银淑在那个时期的台湾，或许还无法获得，甚至很可能并不知道。因此，作者也大大低估了李氏与项氏之间的关系，她推测说： “因为李日华出身于农家，得了进士以后才能够与项元汴交往。项元汴卒时，李日华年仅二十六岁，尚未中进士，所以他与项元汴的交往不多。” 由于李日华著作在项氏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郑氏因条件或见闻所限，错过了这些关键材料，故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深入程度。不过，我们不能以今天 的条件苛求一位海外学者，直到今天，郑银淑的著作仍是项元汴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