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著作中也注意到近年书画拍卖市场所出现的项氏藏品。但对于真伪的判断似可商榷，如果能详细举出判断意见则更有利于学术的争鸣与讨论。

下篇第四部分讨论项氏题记中的书画出售者，这涉及项氏收藏的来源，有一处似乎白璧微瑕。据李万康的叙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项元汴去苏州在王世贞 家获观刘松年的《仙山楼阁图》，当时未买，回到嘉兴后立刻携巨资在文彭的陪同下求购。 这一史料的意义本十分重大，它不仅与项氏收藏的来源有关，也涉及王世贞与项元汴的交往问题。文嘉跋语原文如下：

嘉靖戊申秋七月三日得观于项氏天籁阁。子京语余曰：“此前从吴门王氏获见之，回出重资，浼令兄寿承同往购之，诚生平鉴赏之冠。”复索余题一律（笔者按：文嘉跋前有七律一首，此处略），以纪胜玩云尔。茂苑文嘉休承并识。

跋语后另有王世贞的一条观款“琅邪王世贞观”。王世贞是太仓人，文献中从未有“吴门王氏”的称呼，应该另有他人。

据此可知，李万康对《古缘萃录》的这则著录理解有误，作者或许是将王世贞的观款与“吴门王氏”混淆了。

瑕不掩瑜，偶尔的小小失误并不能否认李万康该著作的学术成就。《编号与价格》一书不愧为同类研究中的出色代表，它对于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对于极为复杂的项氏千文编号问题以及对中国古代书画价格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3年，笔者在范景中先生指导下的博士论文《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以下简称“与古同游”）面世。在关于项元汴的家系与交游的讨论中，笔者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万君超先生评价它具有“重新发现项元汴”的意义，实在是对笔者的极大鼓励。

《与古同游》出版后，有幸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承蒙指点与批评，该书将在进一步修改与充实的基础上再版，届时还望继续得到大家的郢正。

叶梅的著作也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成书的。作者以项元汴的法书鉴藏为中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辨析与归纳。她这样谈及统计的意义：

　一、利于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衡量项氏家族的鉴藏能力；二、利于从项氏家藏来衡量这些法书藏品的影响；三、利于厘清项氏家族法书藏品的留存情况。

与翁同文、郑银淑、沈红梅两位学者的工作相类，叶梅的统计对我们观察项元汴书画收藏的具体状况颇有帮助。同样，如果能予以细腻的辨析则更为理想。不过必须指 出，这一项工作的难度极大，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有条件将每一件项氏的收藏与原迹相核对，文献考证只能是最为可行的方案，因此，许多作伪现象还无法得到 更为准确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叶梅在史料运用上有一处重大贡献，那就是她率先使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民国项乃斌所辑《嘉禾项氏清芬录》，该书对于项元汴家系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以上几部著作尽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与失误，但毫无疑问，它们代表了目前项元汴研究的最新进展。对明清书画鉴藏史而言，如此丰富而深入的个案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

二

项元汴属于书画鉴藏史的研究范畴，有关艺术史与鉴藏史的内在联系，薛永年先生较早有过严肃和系统的思考，他在《书画鉴藏史研究刍论》中指出：

“那些被鉴藏家忽视的作品便不可能流传，不可能为后代画家所取法……不仅如此，那些直接拥有视觉文化资源的鉴藏家，他们的收藏理念、鉴赏取向、品评标准和审美好尚，乃至他们据作品梳理出的艺术源流，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书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