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鉴藏史而言，鉴藏家是研究和讨论的中心，其收藏过眼的作品与反映其认识的著述，都隐含了鉴藏理念与鉴藏风气演变的线索。项元汴所处的嘉、万两朝，明代的社 会阶层与秩序规范发生了变动，上层士绅与商人之间的界限逐渐瓦解，物质消费趋于时尚，作为文化象征的书画与典籍大量进入商品市场，在“士商异术而同志”的 整体环境中，二者的交往呈现出既合作又对立的微妙动向。近些年，以柯律格（Craig Clunas）《长物志——早期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为代表，西方学者着力于探究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艺术品观念的变迁，有力拓展了艺术社会史的研 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相似框架的讨论还包括卜正民、巫仁恕等学者的著作 ，它们立足于晚明的社会结构与奢侈风气下的物品消费现象，对有关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关系，以及晚明士大夫的鉴赏品味、鉴赏行为，均作出了出色的阐发。不 言而喻，项元汴正处于这一宏观议题之内，其相关理论要点对揭示项元汴书画收藏的一般观念性问题，是极有帮助的。

项元汴的研究工作极为艰 难，其关键原因在于史料的缺失，尤其是项氏本人未能留下可靠的著作，对研究者而言，文献中所收获的只能是大量的碎片，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断烂朝报”。 史料之间存在的巨大罅隙让展开联缀的工作分外艰难，于是，这个充满空隙的“瑞士奶酪”便一度让通往往昔的视野变得迷蒙，但范景中先生告诫我们：

“如果仅仅囿于考证之所为，而忘记了让想象的羽翼飞翔起来，可能就会失去一次提出有趣而有创造性问题的机会。换言之，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记载，我们还要复原 那些原本应有而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情境，还要靠我们在考证的终结处大胆显示智慧Sapere aude，让观念和理论之光照亮那些晦暗的地带。”

范景中先生对《汲黯传》的研究，启发了诸多学者。无独有偶，在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书的总序中，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话：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为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 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他写每一部书，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 到‘无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

或许，这正是项元汴研究吸引我们的地方。一方面，学者必须对史料予以尽可能的细致阅读。毕竟，对历史研究来说，无论想象的羽翼如何飞翔，没有对历史细节的深 入观察和体悟，想象将只能沦为缺乏立论依据的纯粹主观书写。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敢于在历史链条的断裂处提出大胆而合理的假设，从大量的隐性材料中寻求重 构历史情境的线索并展开追问。李万康等学者的著作便体现了这种大胆怀疑、大胆追问的学术精神。

项元汴研究牵涉极广。老一辈学者尤其是鉴 定家，他们对项氏的不少藏品有过具体而扎实的考辨，年轻一代的学者无不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开展工作的。从更为广阔的角度看，项元汴或许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个 案，但是，它的后面包含了美术史研究中许多有价值的学术问题。项元汴是一个窗口，或者说是一个断面，他的收藏行为、他无与伦比的丰富的藏品，永远可以引发 更多的讨论和争论，或许正是这种意义，决定了项元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