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举办的展览“浪漫主义的诸世界”展览现场和作品

认真梳理和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发展 的历程，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历经语言转换、市场狂欢之后，当代艺术在哲学与政治学维度上的精神疲软表现在面对美学与正义关系的冷漠与犬儒。赫尔岑曾 经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过这样的描述：“从前有过一阵，尖利的、灵敏的观众能够巧妙地敏感地理解任何一种政治暗示，任何一种勇敢的思想；这是贝朗瑞的诗歌 以及库里哀尔的讽刺文章的时代；今天公众对观念、对‘言论’已经冷淡了；不仅如此，就在王政复辟时期也着实发过一通不平之鸣，可是现在我们都变成保守派 了，害怕过分去攀连政治。”这能否给今天的艺术家带来些微的触动呢？在伪装的、奴性的浪漫主义被戳穿、被抛弃之后，真正的、激进的浪漫主义却魂魄渺渺、无 处立足。艺术评论家朱其毫不犹豫地把浪漫主义与“美学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从法国大革命后席里柯的浪漫主义和大卫的新古典主义，到德国的歌德、英国的拜 伦、雪莱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艺术与政治就发生了紧密的关系，代表一种民主主义的美学政治、一种在语言美学中内含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结构和精神诉求，以及一 种 “个人性”的立场。我认为在今天讨论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时候，这一条浪漫主义精神源流是不应被遗忘和被嘲笑的。

把浪漫主义与激进和 当代艺术连结在一起，其背后的思想光谱是自由主义左翼，对此我们不必讳言。自由左翼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很接近萨义德对政治的那种理解——实现愿望的政治、 承认的政治、改善人的处境的政治、解放的政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当代艺术可以从一种精神维度上重申浪漫主义的激进审美理想以及批判锋芒。在这过程 中伴随着浪漫的、美学的和艺术的冲动，让斗争从中获得自己的灵感和审美气质。按照意大利艺术史家里奥奈罗·文杜里的说法，19世纪的法国艺术分担了道德与 政治的任务，因而吸引了政治家们的关心，同时也保证了艺术的生命力。这时期的不少艺术家直接卷入到公共事务中去，例如平版印刷术与报纸传媒的发展推动艺术 面向公众和社会问题。戈雅的版画、布莱克的插图、杜米埃的版画和报纸上的漫画，时代在画廊之外提供了艺术作用于社会的更有现实力量的途径。其实，只要稍微 把目光投向社会，哪怕仅仅是从身边的社会新闻或一件历史事件中选取题材，作品的政治性价值和意义就已产生。像英国的透纳这样的风景画家，一不小心画了一幅 《台风将至，奴隶贩子把死者和垂死者抛入海中》（1840年作），根据1783年的真实事件而作。这件作品展出后，直接推动了在伦敦召开的英国等的反奴役 运动第一次大会。在政治高压下的文化氛围中，有暗示作用的图像是一把锋利的小刀，在人们的视觉记忆中悄悄地划开了一条危险的裂痕。假如在一幅静物画中有浴 缸、垂地的床单、鹅毛笔、写字柜、墨水瓶和纸条，被列为禁忌的法国大革命的形象难道还不呼之欲出吗？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浪漫主义的革命 者形象起码在意大利风格的共济会革命秘密社团中就已有呈现，到了1830-1848年，街垒、民众、新兴而且铤而走险的无产者为这幅图像增添了新的因素。 在19世纪上半期，激进的左翼艺术终于在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光环与象征，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在1831年5月1日在巴黎展出时，引起了社会的热 烈反响，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还专门写下了赞美的诗歌。当然也引起了“反对丑陋理想”、“反对唯物主义”的喧嚣，年轻的评论家古斯塔夫·普朗什却致以欢呼，认 为德拉克洛瓦“担负着特殊的严峻的使命，呼唤着社会的重建与制度的更新”。毫无疑问，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与自由、正义事业的内在联系是 19世纪思想中的重要主题，但是在日后，浪漫主义与乌托邦被一视同仁地视作19世纪应该被嘲弄的主题。关于浪漫主义与政治的关系，德国学者卡尔·斯密特的 《政治的浪漫派》（世纪出版集团，2004，原著出版于1919年）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分析，他把对浪漫派与19世纪宏大的历史结构联系起来看待，并且期许 在达到更有意义的深度中提出批判性的思路。对于当代艺术发展不无启示的是，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审美上的——那种平庸而邪 恶的官僚和市侩的资产者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