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物派”可谓顺理成章。“物派”旨在揭示自然世界“原本状态”的存在方式，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真实性”，并注目于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场”的变化作为作品因素之一，以此表现日本式的感知方式和存在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物派”艺术家主要是多摩美术大学的学生，而日本抽象艺术的奠基人斋藤义重当时正是多摩美术大学的教授，他的时空观对这批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斋藤义重的作品主要是用涂上黑漆的云杉板互相搭置，在经营点、线、面位置关系时，尤其重视作品结构的开放性，总是在不同的空间环境可以产生新的动态，作品中“空气可以自由地流动”。他将作品定义为“雕塑”而不是“装置”，鲜明体现出日本特有的时空观，因此被称为“时空之木”。

斋藤义重《兰痕》油画，1959年

从根本上说，“物派”的作品后面潜藏着日本独特的时空观，是日本人的体验与感觉之源和传统价值观的结合。当时，定居日本的韩国艺术家李禹焕连续发表文章，他的艺术观对“物派”理论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写道：“面向人类的表象世界的非对象化状态，是观察世界原本状态的方法。”李禹焕的主要论点集中在对“二元论”的质疑，崇尚主客体不分、重视物体“原本状态”的思想，由此引发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在李禹焕的主导下，“物派”致力于与外部空间建立联系，提倡更加开放的作品形态，也成为打破传统美术文脉、解构现代艺术的一次尝试。

在李禹焕的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论点是“寻求相遇”，基本内涵就是提倡不同类型思想的碰撞。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美术不能是无休止地往自然世界添加人为主观制作物的工具，而应成为引导人们认知世界真实面貌的媒介。由此，李禹焕将“寻求相遇”的概念定义为：“人超越‘人类’的概念，在一定的场合接触到世界自身的原本状态的鲜活性时感悟到的魅力瞬间。”在他看来，作品不应自我完结，要具有开放性，成为自我与世界相遇的“场”。为了营造这种“场”，通过物体在展示空间的组合关系的配置来认识世界的丰富性和广阔性。因此，他又将“物派”的宗旨归纳为：“离开‘制作’，‘物派’所关注的确实不是‘物’，而是在与概念和过程的对应中产生变化的‘物’的外部性。通过行为与‘物’的对应，显示空间以及状态、关系、状况、时间等非对象性世界，放弃人与物的自为状态。”

日本现代艺术受到极少主义的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为“物派”的一个出发点。但是，与极少主义热衷于金属、塑料等工业制品不同，“物派”更多使用的是石、土、木等天然材料。此外，极少主义关注物体的匿名性和一般性，关注探究几何学形态的构造，而“物派”则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探索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因此，从创作目的和最终作品来说，“物派”和极少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此可见，尽管“物派”不是一场复古运动，但日本式的时空观和方法论依然隐形显现，这也正是“物派”能够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