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摆摊、献媚与嘉年华——威尼斯集群展的商业根性与西方确认）

文/闻 松

尽管威尼斯举办双年展初始于推广其城市形象，以艺术打造城市软实力，提升水城的魅力和国际地位——这几乎与国内很多城市克隆来的“城市战略”理念毫无二致。但是，威尼斯还是以它多年来的扎实经营奠定了其在国际当代艺术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国人的心目中，威尼斯双年展几乎成了国际当代艺术的最高殿堂，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即意味着“功成名就”和获得国际认可。

从1980年代初国家文化部门出于对国际艺术发展的误读和无知而送刺绣和剪纸参展被排斥，到2003年中国正式设立国家馆，按国际惯例确定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介入这个当代艺术国际盛会，其间经历了二十多年较为漫长的历程。虽说送展作品仍旧暗含着政府文化部门试图彰显意识形态化了的国家主义立场，但是毕竟“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中国还是努力与国际化的主流艺术盛会面对面接触，甚至近年来在艺术形态上也试图尽力融合。虽说政府主管部门对国家主义如何定位以及国家形象如何彰显存在着近乎啼笑皆非的误断，如早期把刺绣和剪纸等民俗类艺术充当文化形象来打造，误读威尼斯双年展是各个国家土特艺术产品展示会。到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由奥利瓦担任总策展人，由当时的意大利使馆的文化秘书弗兰从中穿针引线，当代艺术家徐冰、方力钧、王广义、余友涵、李山、孙良等14人的作品得以民间渠道送展威尼斯，开始有栗宪庭等批评家推荐，意大利策展人奥利瓦选定艺术家参展，方找到与该展相一致的艺术方位。

200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义的立场主要体现在国家馆策展人的准官方化和指定性——政府文化部门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让主导性的策展人角色择优录用，以至于必须把控，以免在政治上出错而担责。而放手遴选的结果是有可能让官方主导权旁落。这是因为政府需要的仅仅是象征性的国际参与，而当时根本未能从更深的层面认识到借此推广国家形象与文化战略的重要性。政府主导下的预设与指定往往看重策展人“保险”的思路和“根正苗红”的官方背景，而无视其实际学术水准，以至于连续两届出现非专业性的策展人频遭诟病的后果。恶果显影之一，是欠缺专业水准的策展人往往制定出莫名其妙的展览思路，以及选定水准平平的艺术家参展，以至于艺术品质根本得不到保证。而一些策展人限于自身水平和学术背景，其民粹主义思路和东方玄学式的作品，往往使人萌发时空穿越的荒诞感。最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策展人由学哲学出身的彭锋担纲，由于其对艺术形态一无所知，致使其主题“弥漫”及遴选的艺术家尽显东方玄学思路，而为天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