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摹兰亭序》 24.5×69.9厘米 冯承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为什么选择王羲之？原因有二。其一，区别于齐梁妍媚书风的隋代书法随着杨隋政权的灭亡而在初唐转入衰微，高祖李渊的偏好让以王献之为代表的梁朝书风在当时书坛占据压倒性优势，小王书风本来风流冶宕，居其下者，自然巧媚流俗之风炽燃，太宗为了扭转局面，不得不“详察古今”而推出典重中和的大王以抗拒这种流风，同时，王羲之本人艺术成就极高、声望亦隆，顺势推尊实在毋庸花费过多的成本。今天不少学者对于太宗先是尊奉小王后又推举大王的做法，给出过许多有趣的解释，比如认为太宗学小王因爱生妒，故特地又抬出其父贬抑小王，又如认为大王原本在当时不受重视，全是太宗以一己之力将其推崇为书法权威。很显然，这是既没有看到太宗的真实用意，也不了解王羲之真正的价值和地位的呓语。《兰亭序》以及大王书法在唐代的“腾达”，实是时势与艺术规律合构的结果。

关于唐太宗如何得到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唐人何延之在《兰亭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太宗听从房玄龄的举荐，让御史萧翼假扮书生骗取辩才老和尚的信任窃取墨宝，颇可见皇帝尚爱王书之笃。有意思的是，“雅贼”萧翼的另一身份是梁元帝的曾孙，于是“萧翼赚兰亭”故事就自然呈现出一层象征意义：梁陈遗风倒向新政推尊的中原意法，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中庸”品性再度成为一个伟大王朝在诞生之初设立的艺术标准，至于王羲之“书圣”的称号，亦隐含着“统一”“中正”等积极的政治意涵。不过，真正盛唐之音的奏响，还需取法乎上的书法大师们构建属于自己时代的“中和”风度，因此，正像书法史家们所取得的共识那样：冯承素的《兰亭序》因为“太似”而止步于魏晋，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人则甩开了包袱，大踏步地走向“亦古亦今”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