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之前有打算要写这样一本书吗？

高名潞：我真正下定决心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觉得国内很需要这样一本书。那时候国内也翻译过一些书，但是像这样反映全貌的书没有。我读书时做了很多笔记，在哈佛的研究生课程也选的大部分和这方面内容有关。到后来教学时，我搜集了很多有用的文章给学生阅读。当北大出版社2006年看到我的文稿和课件时，就和我签了合同，到现在正式出版，已经十年了。

记者：中间发生了什么，在签约后又过了十年才出版？

高名潞：我自己一直不满意，在反复地修改。首先，这本书得有自己的结构，在一个大的框架下去安排各章节。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章节内部的内容也需要有自给自足的安排顺序，同时还要和国外的研究衔接上，在细节上也要丰富，在补充细节上我花费了很多时间。书出来之后我自己也喘了一口气，觉得一件事情终于做完了， 至于大家怎么去看它，我就不管啦。

记者：在国外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书？

高名潞：国外的艺术史研究一般聚焦在学者自己的领域，比如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或者对现当代的研究。他们主要是把艺术史理论用在自己的特定研究领域当中。但是总的来说，把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时期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图像，在西方也是比较少的。他们编的读本比较多，但是综述不太多，即便是综述也主要是用作教材，比较重视客观的介绍。我比较重视从自己的角度把它们编织在一起，所以我的视角和他们是不同的。

记者：这样一本书对作者的要求很高。中国现在的教育越来越重视专科化，中国学者要进入这样综合的领域可能会遇到困难。

高名潞：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国内这些年翻译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包括各类丛书，但是总括的书之前没有见过。写这样的书还是有一定难度。我前段时间把这本书的打印稿拿给我一位美国同事看，他在西方的批评界和理论界很有名气。他说，你搞这个东西至少要20年。我说，是啊，确实是花费了20年。

我在关注艺术理论的同时，也关注实践。艺术史应该是活的，而不是纯粹书斋里的学问，因为它涉及到对作品的分析，对艺术家和艺术运动的理解。现在在美国有一个趋势，把艺术史，艺术系和艺术学院等合并成一个视觉艺术学院。这样做就是为了阻止艺术研究变成一种纯粹的学院知识，而是要和艺术实践对话。

记者：国内目前没有形成能和国际学界对话的样态，是因为时间太短，还是因为我们本身能力还有差距？

高名潞：时间短是一个因素。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起步，三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再往前算，在毛时代通过苏联我们也接触过西方的理论。再往前，上世纪初的时候已经零零散散有一些翻译。所以在理论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积累。但关键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学术雄心去建立一个体系？我们不能光翻译和介绍国外的作品，也要有批评。对于国外的理论作品当然是应该尊敬，但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建立自己的系统。

第二个是需要支持。这种支持不光是对译介作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重点研究和研究基地的支持。学者还要走出去，和国外的同行进行接触和交流。这种支持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来自政府。

重视翻译是对的，但这只是第一步。在重点问题的研究，甚至是形成一个小的流派，这在学术推进的过程汇总都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看待和界定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个讨论还没有真正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