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achim Lutz与Leo Frobenius于1929年临摹的津巴布韦岩画《以牛皮包裹干尸的葬礼场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岩画临摹品的地位也在改变。经历了从复制品到原始副本，再到原作的改变。临摹的方法是最初进行史料记录的首选方法，毕竟当时有色照片还没有问世，更不可能通过照片保留原始尺寸了。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临摹这种作为科学记录史前岩画的方法则走向了尽头。一种将3D立体图像转为2D平面图的概念，加上对母题的理想化和戏剧化呈现，使得临摹的岩画作品失去了科学图像的资格。然而，临摹作品本身也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自成一体，成为了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也是过去科技时代的“标准化石”，在这个时代里艺术和科学被更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德国文化人类学家马克·明策尔（Mark Münzel）认为，这些图像是“科学表现主义”的一种形式。

在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的展览也突出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艺术与科学图片之间的相互影响，说明了岩画的临摹作品是如何变成一种艺术作品以及与此同时，艺术是如何被这些所谓的复制品影响的。

一时间，展出的大量岩画引发了一场热议，讨论了艺术的早期开端和人类在当代艺术中展现的创造力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一些作品清晰表现了这些展览的影响。比如说，威利·鲍迈斯特（Willi Baumeister）的作品风格在1929-1930年间就有所转变，采用了很多岩画艺术的设计元素和技巧。在其他艺术家那里，影响更加微妙。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毫无疑问地因为与史前艺术的相互碰撞获益良多，而在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中同样也蕴藏着一些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