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其一，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像王士祯、黄丕烈等人，可能他们就是把研究、著述当作性命之所在，乐趣之所在，人生意义之所在，所以才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后人看来，没有学术研究，他们的一生将大为失色。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如吴荣光，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也很难经常进行。可以出外观光，如吴荣光致仕后到广西就医，游览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允许他外出旅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许瀚即是如此。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虽罢官家居，有处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会再出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说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年），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十八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媮，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毕沅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

满洲旗人麟庆（1791——1846年），官南河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二年因河决而罢官，其长子崇实认为乃父“以十余年两河劳瘁，一旦卸肩，反觉优游”，因而赶紧在北京“整理家园，并求田问舍，为娱亲之计”，建成半亩园。麟庆到京，于新宅举行满人的安杆祭天大礼，命长子夫妇主祭，表示不理家政，以颐养为事。同时，“访多年老友，相约游山”。携带二子东之蓟县盘山，历经上中下三盘，趁行宫除草之机，得领略其风光一二；北游居庸关，观览明十三陵，到汤山洗温泉浴；西游西山诸名刹和名胜，碧云寺、大觉寺、黑龙潭和玉泉山皆为足迹所到之处；西南去丰台，观赏芍药，再前行至房山，拜谒金朝皇陵，而这里被视为其远祖陵寝。居家的日子，与旧日的僚属校阅图书，鉴别旧藏字画。有时领着幼女、童孙玩耍，以输棋为乐——“所谓败亦可喜尔”。夏天在退思斋，“读名山志，以当卧游；读《水经注》，以资博览”。秋日夜读诸葛亮《诫子书》，产生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感受。同时请人作画像，经营生圹。他是真正的优游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