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也用心，每到一地，探其历史和特点，并且记录下来。在先他就请人作画，自写说明，每一幅画就是他的生活的一个片段。他说将这些画连缀起来，即为他的年谱。他在江苏任上已将其中的文字刻印出两册，图画未能刊行。回京后继续写、画，上面说到的那些行踪也都一一绘制成幅，其子说花多少钱也要全部刻印出来。他很高兴，及至弥留之际，将全稿置于榻旁，可见念念不舍。其子在他死后不久，于道光二十九年把全书刊刻完成，了其遗愿。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前述麟庆不关心家务，是老年官绅的一种类型。另有一批人热衷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年），五十四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六十四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较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成人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谱主七十二岁条写道：“（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年），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四十二岁东归，四十八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五十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六十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他是把一切都看开了。

家庭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导致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年），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年）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六十七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但数月后亡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