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的部分文物

周勇称，该遗址主要有四大方面比较重要的发现：第一，在海拔20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西周时期的原生的文化层堆积，这是在重庆的峡江地区几乎是非常少见和罕见的，也证明了早期的文化遗存，这对以后发现重庆地区的类似遗存，寻找早期的这种文化层和文化堆积有一个指导性的作用。第二，发现了非常多的战国时候的墓葬。西周的墓葬是以土族的巴文化为主，到了战国一个时代的突然变迁，就变成了以楚文化为主。从西周到东周这个阶段，明确反映了巴国的衰落西撤和楚国的强盛西进，这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就是发现了在西汉时候，一个规范的比较有规划的很可能是公共墓地，官方规划的公共墓地，因为它主要是以贫民为主，但是它的随葬品各具特色。不会是一个有规矩的家族史墓葬，而有可能是一个规划好的公共墓地，所以大家都在这随葬，但是相互之间它有规划，几乎不存在叠压打破，并且有一个取土回填的习俗发现，算是一个特殊的比较罕见的葬俗存在。再就是到明清时候的僧人墓葬，以前我们总认为僧人墓葬主要是在寺庙的建筑范围外寻找，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几座墓葬都是在寺庙范围内。就是说它基本上有可能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僧人葬俗。第四，发现了规模比较大的明清时代的建筑基础。这个基础并且有文献记载，它从明万历年开始，一直到干隆嘉庆、道光光绪的一个改扩建。虽然我们发现不能证明某一个房子就是某一个时代的，但是我们能够发现它从早及晚的房子是由小及大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建筑格局到光绪年的时候达到了4000多平方米的占地面积，那时已完全可称作为渝东第一名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