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日本友人就曾将胡瓶带回日本，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着一件明确标注为“胡瓶”的器物，这件器物便为判断胡瓶的基本造型提供了标准。以此为标准，在我国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各种形制、质地的胡瓶，其中便包括了唐时的各种款式的胡瓶。如：唐乾陵永泰公主墓前室西壁《七宫女图》中女侍手中的胡瓶；房陵大长公主墓后室北壁《提壶执杯侍女图》中的胡瓶；唐乾陵章怀太子墓甬道西壁《侍女图》中的胡瓶；永泰公主墓石椁内部线刻一侍女着胡服，双手抱一凤首胡瓶；陕西李凤墓出土的白瓷鸡头壶；陕西西安东郊长乐坡唐墓出土唐三彩荷叶形执壶等等。

关于胡瓶传入中原的时间，有学者根据中国最早出土的胡瓶实物认为北周至隋，应是胡瓶在中原的传入期，也有学者根据传记所记载出现“胡瓶”一词的时间，认为胡瓶的传入期应该是三国时期，各持己见。总之，胡瓶在中原地区经过隋代之前的传入期，到唐代时进入到广泛使用的繁盛期，直至被模仿并逐渐本土化，到了宋、辽时期，胡瓶在中原地区已很少见到。

至于胡瓶来源最早是夏鼐先生的萨珊说，后来又有中、西亚说，粟特说，拂菻说等。后来随着胡瓶数量的增多，也有学者认为这几种说法可并存，学者们也根据不同的器物形制、纹饰来确定该胡瓶的具体来源地。

胡瓶质地最初有金质和银质，属于名贵器物，但随着胡瓶在唐代的盛行，开始出现了仿制的陶、瓷、唐三彩胡瓶。

胡瓶的用途最早被认为是胡人汲水器物，后来据考证确定其主要为酒器。胡瓶传入中原后，皇室贵族只是遵循它最初的用途，并不是很广泛的使用；到了隋代，胡瓶也多被用作酒器或皇帝用来御赐大臣之物；至唐代，随着大唐帝国的民族开放政策，胡汉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交流融合，胡瓶在唐代才广泛的流行起来，并被当做酒器广泛用于皇室贵胄之中。《通鉴释文辩误》卷九：“唐太宗赐李大亮胡瓶。瓶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唐时胡瓶盛极一时，除史书记载外，我们从唐代文人墨客的诗句中便可感知。唐王昌龄《从军行》之六载：“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域西秋月团。”唐卢纶《送张郎中还蜀歌》：“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唐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等等。

胡瓶作为传入中原的胡物，由于它形状奇特，质地名贵，曾作为外民族对大唐皇帝的进献之物，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的骄傲。《旧唐书·吐蕃列传》记载：开元十七年（729），吐蕃国的赞普向唐朝上表求和，“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另外，据记载：天宝九年（750），安禄山向唐玄宗进献的金银器物中就有胡瓶两件，于是胡瓶便成了皇室贵胄追逐喜爱的奢侈品。大唐皇帝也曾以胡瓶赏赐功臣。《新唐书·李大亮传》载；“太宗报书曰：有臣如此，朕何忧。古人以一言之重订千金，今赐胡瓶一，虽亡千镒，乃朕所自御。 ”；中宗皇帝也曾以胡瓶赐突厥国；玄宗皇帝赐安禄山大银胡瓶等等。

唐初胡瓶的形状从唐墓壁画中便能充分反映出来。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胡瓶形象应该包含了胡瓶最初传入中原的形象和胡汉艺术融合以后的胡瓶形象。胡瓶传入中原，随着胡瓶的流行和胡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后来便出现了体现汉人图腾文化的胡瓶形制，如胡瓶中的龙首、凤首胡瓶，龙柄、凤柄胡瓶，都是胡汉艺术融合的产物。像河南新安县磁涧乡柴湾村唐墓出土的凤首瓶，河北蔚县黄梅乡渝涧村唐墓出土的凤首瓶等，都是这一艺术融合的精美之作。随着胡瓶数量的不断增多，它的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看到胡瓶在贵族中普遍使用，平民百姓也纷纷制作和使用陶瓷和三彩胡瓶。如山西长治出土的唐白瓷人头胡瓶，河南洛阳塔湾唐墓出土的三彩凤首壶，山西富平县唐李凤墓出土的白瓷胡瓶等等，都是唐时胡瓶普遍使用以及被模仿的的实物见证。

后人称呼胡瓶的名称有“带把壶”“长颈带柄壶”“银壶”“凤首壶”“执壶”等，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胡瓶，习惯上我们就称其为“执壶”或“壶”。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胡瓶，其墓主人身份从嫡出公主（新城公主）到四品官员（李震），国籍从汉人到胡人（安元寿），无疑是胡瓶在唐代广泛流行的有力佐证；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胡瓶，不论从形制上还是纹饰上看都显得高雅庄重，其质地应该为金属类；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胡瓶，形制上有的基本处于完全胡化阶段，有的则被唐人加入了汉人独有的审美观和中原传统文化元素，显得更加美轮美奂；昭陵唐墓壁画中的胡瓶，不仅是西方精美艺术的充分展现，也是大唐艺术兼容性的历史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