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道工序环环相扣

书画装裱最早起源于什么年代，在能够查到的历史记载中，并无明确记录。据现已退休的上博古画临摹专家沈亚洲介绍，目前出土最早的有书画装裱因素的是战国时期的帛画，最典型的如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帛画，其上都包含早期的书画装裱元素。晋代就有许多书画装裱，只是当时技术不佳。到唐代时书画装裱技法已趋渐成熟，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就提到许多关于书画装裱的文字。宋代宋徽宗赵佶本身就是个书画大家，那个时代创造的宣和式是一种典型的书画搭配样式，一直流传至今。宋代另外一位书画大家米芾，其著作里面也有很多关于书画修复的记载。明代周嘉胄的《装潢志》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叙述书画装裱的著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所涉及。

“到目前为止，我们从事书画修复的原则还是没有超过这本书规定的，这反过来说明，到明代周嘉胄时代，书画修复的那些原则、 方法其实已经确定下来了。”沈亚洲说。

孙坚也认为，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法得到显著提高，但装裱的格式、方法、技法都没有超过过去。没有超越的原因在于，书画以纸、绢、帛、缎、绫等材质为载体决定了它只能是人为的手工修复，不可以机械化。“书画从它诞生至今2000多年，有各种各样的材质，受损的原因也很多，可以是火灾、水灾、虫蛀、自然老化，人为张挂、把玩时受到损伤等，因为它受损原因不一，受损的程度也不一，因而每张受损书画的修复技法也不尽相同。过去人们称呼书画装裱师为‘画郎中’，就像医生给人治百病，‘画郎中’是给书画治百病。”

古画修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技艺，对技法要求很高，做法各不相同，清洗、揭、补、托、全是最核心的几道大工序，细分的话还有二十多道小工序，每道工序环环相扣，一道工序做得不到位，都会影响到下一道工序。“首先要诊断这张画得了什么毛病，是霉病还是虫害，是火灾还是污迹，然后再确定用什么方法进行修复。修复时从清洗画心开始，去除字画表面的霉变、尘埃和污迹，这实施起来很困难，等于要给古画洗澡；清洗之后要把旧的裱褙揭掉，揭又是技术难度很高的一道工序，《装潢志》里有这么一句话，书画性命，全关于揭，足见揭的关键；然后是补，补破洞的时候选择与原材料相匹配的材料又是非常难的，比如你面对的是一幅宋画，需要宋代的纸或者宋代的绢，要找到与当时匹配的材料非常困难，而且要人为地进行深加工，这不仅关系到颜色，还有包浆，所以对材质的深加工又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然后还要托，揭掉之后，补好破洞，再配新的托纸把画心托起，托又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技艺。最后是全，对补好的破洞进行全色，甚至有些要进行接笔，使其体现出一种完整性。”

孙坚表示，裱画技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掌握，熟识理论知识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在于实践和经验多累积，也需要实践过程中师傅对徒弟手把手的教授，因为全色全多深，加多少胶，浆糊的浓度，每一张画的做法都不尽相同，它们不能也没法数据化和标准化，全凭“临床”经验。

在裱画铺打磨出来的老先生们各有自己的看家技艺，进到上博后，聚集在一起工作，还要定期要开技术讨论会，相互切磋技艺，彼此促进提高。据孙坚介绍，上海博物馆修复古画有着严格的操作规范，比如文物从库房提上来之后，不是随便修复，要先经由估工小组制定修复方案，每个人发表各自不同意见，经过商讨，统一修复方案，然后记录在册。个人要严格按照商定的修复方案来操作，如果临时要修改操作步骤，要征得估工小组的同意。“修复完成之后，还要经由库房保管员、学术专家和院领导验收。”这样严谨的操作流程恐怕是其他博物馆都不具备的。

“对于一些珍贵文物，我们一定要挖镶、挖嵌，整块的料挖嵌，要宽边大料，这种书画装潢给人感觉美观、典雅、大方；比如在装潢上我们用青灰的天地头，看起来古朴、典雅，不会很火气；我们修补画心更很讲究，比如补绢时我们要求补上的绢的纹路、结构、包浆、全色都要跟画心一致。”孙坚说，“后来就形成上海博物馆独特的书画装裱风格，行内人看一眼便知这是上博出来的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