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船形彩陶壶

（图2）银镏金摩羯酒船，1992年广西南丹县小场乡附城村虎形山北宋银器窖藏出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文物管理所藏。

（图3）明代犀角槎杯，上海博物馆藏。

（图4）清康熙犀角雕张骞乘槎杯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饮酒的器具百花齐放，由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船形彩陶壶沿传的船形酒具可管窥一斑。《周礼·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郑司农注云：“周尊下台，若今时承盘。”《说文》：“舟，船也。”可知尊彝等酒具的托盘称“舟”。故而古代容量较大的一种船形酒具称“酒船”，材质有陶、玉、银、铜、瓷等。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船形彩陶壶（图1），通高15.6厘米，口径4.5厘米，宽24.9厘米。泥质红陶，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两端突尖，像一只小船。在两侧的腹部，各用黑彩绘出一张鱼网状的图案，鱼网挂在船边，似正撒网捕鱼，又像小船刚刚捕鱼回来，在晾晒鱼网。陶壶两肩上端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人们喜欢美酒，当然希望能拥有永远喝不完的佳酿，船是永远飘浮在水中的，先民会觉得酒就像船下的水永远饮之不尽。

古代文人雅士将这种船形酒具称“酒船”。《晋书·毕卓传》：“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唐代陆龟蒙《添酒中六咏·酒船》、宋代诗人王令《酒船》皆作其诗。宋、元文人将玉制的船形酒具称“玉船”。苏轼《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明当罚二子，已洗两玉舟”，就是反映玉船饮酒、罚酒的情景。这种流行的玉船酒器，在宋人诗词中有案可稽。陆游《即席》诗云：“要知吾辈不凡处，一吸已乾双玉船。”辛弃疾《鹊桥仙·寿余伯熙察院》词：“东君未老，花明柳媚，且引玉船沉醉。”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上亲捧玉酒船上寿酒，……太上喜见颜色。”《全元散曲·雁儿落过得胜令》：“暖阁红炉坐，金杯捧玉船。”

“文物驱三统，声名走百神”，唐代诗人杜审言《扈从出长安应制》，率先将“文物”一词融入诗中。清乾隆曾为故宫“弘德殿”题名胜对联“云霞纷绮丽，文物共葳蕤”。玉船至今尚未见到过实物，但北宋银镏金摩羯酒船（图2），为唯一的物证。该器通高14.8厘米，长34厘米；造型取象摩羯与船形融合而成，摩羯形象逼真，鼻微卷，努目，独角，双翼高耸，背部为船舱、船尾、船篷，借形借势俱见巧思。此酒船存世、传世稀如星凤，据专家测其容量，足以装下一升以上的美酒。宋代著名词人朱敦儒《减字木兰花》：“痛饮何言，犀筯敲残玉酒船。”而明代犀角槎杯（图3）可谓旁证，通高9.7厘米，长25.5厘米。器呈浮槎状。槎上仙山怪石，梅树石榴，相杂其间。一长髯老者背山倚石，端坐正中，手持古书，沉醉书香酒意之中，惬意非常。槎右侧刻荷叶莲子，左侧雕一酒葫芦，槎底为水浪纹。在荷叶枝茎处有篆文“天成”题记，为明代著名雕犀匠师鲍天成雕制。“槎”是古代人们用竹木编制的筏子，筏子和船的区别，筏子无船帮（船舷）。注酒入槎内，可以从船头一端吸饮，亦称“酒船”。清康熙犀角雕张骞乘槎杯（图4），长19厘米，宽19厘米，木座重178克。槎杯呈蜜色，随形巧施刀凿。槎首有流，槎尾枯木叠立；一侧置满插四季花卉的藤篮，老人面带微笑，广袖长衣，长髯垂胸，手持并蒂莲枝，倚坐于槎中；槎下刻旋涡纹，波浪翻滚；槎侧题“槎仙青萝盦沈倬章藏玩”，另侧题“癸丑年二月松窗题记”随“（陈）端友刻”印章款。此类器题材出自张骞乘槎寻找河源的典故，晋代张华《博物志》：天上的银河与大海是相通的，每年八月都有槎往来。曾有人因好奇乘槎而去，发现一处世外桃源，织妇和牵牛人皆悠闲自在，怡然自乐，一派田园气象。将酒杯制作成乘槎（划子）的形状，且上乘一人，“乘槎”原本于上述传说。后人将《汉书》所载张骞穷河源的故事与之混同，故又有“张骞乘槎”之说。唐宋之问《宴安乐公主宅得空字》诗：“宾至星槎落，仙来月宇空”；刘禹锡《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称颂升官或比喻贵宾光临，意为祝愿饮酒人官运亨通，表达“有朋自远方来”，与之畅饮，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