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性”和“介入性”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个指向，但在时下，相对于“介入性”各种变体的发展来讲，“超越性”的缺失是亟须提醒的问题。列举它被遮蔽的原因，所造成的对诸多艺术现象的或遮蔽，或拔高，从而引起从业者和旁观者的警觉。

19世纪中叶以来，国家危亡的遭遇，对“民族国家”确立的期待，列强侵略的痛楚，艺术服务对象的明确，对“现代”的憧憬与期待，乃至强国富民的迫切感等等，均使“美术”（以及各种艺术门类）转向“现实，自动或者被迫的“工具化”，使“超越性”成为一个悬置的问题。

从“美术改良说”到“美术革命说”，再到徐悲鸿对于“写实主义”的强调以及与“现代主义”的争论，“国画”一词的出现以及“国画家”的艰难探索，新兴版画运动（亦包括随着印刷业发展而兴起的漫画创作）的如火如荼，倏然由为寺庙、陵墓服务的传统雕塑转为指向现实的中国现代雕塑的出现。20世纪上半叶，各个门类的视觉艺术家均有一大部分在寻找一个“路径”——艺术介入外在现实之路径。在如此国民惨痛遭遇之际，爱国志士乃思自身化为枪林弹雨射向侵略者，何况艺术创作哉？

1949年建国后，服务对象的明确，服务意识的强调，在改革开放之前，艺术家的“超越性”追求多被归类为“小资情调”、“风花雪月”、“封建迷信”等等，并将艺术倾向与阵营相连接，此时，再谈“超越性”已经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

1980年代之后，起初对于“现代”的痴迷，此后对“后现代”的推崇，再到时下对“当代”的讨论，其实都潜藏着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对“进化”最高层级的向往，一直潜藏于艺术家的创作之中。这既源自对平等“对话”的渴望，也源自百余年来一直处于“学徒”地位的自卑心理。追赶超GDP增长指数的心态在艺术界并不乏见。

忽视“超越性”遮蔽了什么？

“艺术语言”问题的被忽视。背后是对“艺术本体”的无视。“语言”相对于“题材”、“立场”而言，变得好像不太重要。

如果细致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史，从吴冠中对“形式美”重要性的提出，到“85美术新潮”艺术家在语言层面的探索（比如浙江美术学院张培力、耿建翌有意识“平涂”，以对抗“伤痕美术”艺术家的苏联、法国绘画技法传承），乃至到1990年代的“政治波普”艺术家的语言特质（比如张晓刚这段时期绘画语言特征的转变），以及新媒体艺术、装置艺术、摄影、行为艺术等等，都可以发现“语言”一直是困扰、促成艺术家创作的一个最敏感，也最具挑战性的命题。更毋论中国抽象艺术家的持续探索，实验水墨艺术家融合中西，现在看来并不十分成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