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出生在北國哈爾濱。他出生那年，正趕上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知識份子父親不幸成為一名“右派”。也許在記事以前，他還不能體察大人的愁苦，但在1960—1962年那場大饑荒中，他一定過早地記得了政治壓力和饑餓相伴而至的滋味。到1962年，作為政治和饑餓相伴施壓的最後結果，全家由城市被遣送原籍蕭山農村，他不得不面對生活境遇的巨大改變。他7歲在村裏讀小學，上到四年級就輟學當了生產隊的放牛娃，那年他才10歲。不用上學，天天在林間山上放牧，這種生活也許更符合小男孩的天性，但問題是放牛娃一天的勞動成果不到兩角錢（一天掙2.5個公分，年終結算每個公分7分錢），一個月不到5元左右。到16歲時他已是整勞力了，各種農活無所不能，一天可掙12個公分。他後來雖然也畫牧童，但並沒有迷戀上山水花鳥畫，而是用一雙火眼金睛看人世，可想而知當年農村的田園牧歌只是表像，而勞累、饑餓和政治歧視才是生活的常態，並成為日後奮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