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皮杜的收藏是

历史的、复杂的

也是主观的

贝尔纳·布利斯特纳（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馆长）：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收藏非常国际化，涵盖了20世纪至今几乎所有的当代艺术形式，总计有12万多件藏品，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我们也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当代艺术，其实蓬皮杜艺术中心建馆之前已经开始和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有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来到了巴黎，那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规则可能并不完美，但确实是建立了中法之间的早期联系，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我们开始了解两个国家之间交流过程之间的各种复杂因素，到了20世纪60-80年代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搬到了巴黎，进一步深化了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些早期的资料对我们中国当代艺术收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当代艺术家给了我们一个深入窥视艺术史的机会，如果想要去尝试收藏世界上所有地区的艺术作品，这个命题本身是不成立的，同样，如果想要去展示全世界所有的艺术作品也是不成立的，那么在这中间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标准是怎样去拷问艺术史本身的意义。收藏不仅仅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综合体，还是一个能够激活艺术意义的工具。

在不断地致力于完善蓬皮杜的收藏过程中，与其说一件一件到处购买新的作品，我更感兴趣收藏一个已经在我们收藏体系之内的艺术家的新作品。我希望更多地与馆藏中的艺术家一起工作，找到一种方式发出像我刚才提到的对于艺术意义的拷问，希望我们和艺术家之间能够共同向对方提出问题，比如对于机构来说艺术家存在的意义何在？而对于艺术家来说机构存在的意义何在？

怎样建立我们的收藏？我给出三个关键词：它是历史的、复杂的也是主观的。

欧美博物馆

更多聚焦于

对艺术家个体的研究

克里斯·德尔康（英国泰特美术馆荣誉馆长）：几年前我在伦敦的泰特美术馆工作，我想强调的是泰特的收藏从来没有聚焦于我们所说的“国家性”，在泰特从来不会有一个展览名字叫做“从1963年到1978年的巴西艺术”诸如此类的标题，因为我们的视角不会泛泛以国家作为标签，而是会把视角放在个人的具体作品方面。

大量艺术馆已经做了太多拥有美术花哨标题的展览，但是它们欠缺的是对于个体艺术家和个体作品认真的深度研究。在西方有一种很俗套的观点叫“中国艺术家什么都做”，什么都会一点，事实上当仔细地观察其中一到两个个体的时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你仔细审阅张培力的作品时，你会理解为什么他所谓出口到国外的作品和他在本土展示的作品，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我认为西方博物馆的收藏原则中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对艺术家个体和作品的高度聚焦。同样我的研究原则是不会简单地大而化之梳理整个历史，而是更多聚焦于其中一部分艺术家个体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