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这批古物的“安全”，溥仪等人随即将它们运往天津英租界。当时也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东站时，不但要上税，还要检查。恰巧当时的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的胞弟的岳父，溥佳找到载抡，说是醇王府和载涛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得到护照，就由溥佳将这批古物送到天津，全部存放到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

一切筹备工作似乎基本大功告成，溥仪已经按捺不住出洋的迫切心情，准备先秘密逃出紫禁城到外国公使馆，他“天真”地想：“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木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办法了。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在庄士敦的帮助指导下，溥仪亲自与荷兰公使馆电话联系好，约定出宫的时间和地点，又派溥佳到公使馆当面敲定，同时，他们还买通了宫内太监。但1923年2月25日这天，在预定时间的前一小时，不知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下令，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溥仪出洋留学的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他又回到了宫中。然而，那批字画珍品却很难再安然回到宫中了，从此，它们开始了在民间的流浪生涯。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于11月5日闯入紫禁城，在一个钟头内，将溥仪驱逐出宫。与此同时，“优待条件”被取消，溥仪成为“民国的公民”，清宫收藏的珍宝古物为民国政府所有。为了顺利接收清宫，组织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陈垣、沈兼士等社会人士和知名学者担任委员，由其对宫中宝藏进行清理和点查，点查为全国所关注，因而制定了严格的点查原则。 在清理毓庆宫时，委员会成员发现了溥仪“赏赐”溥杰的清单和收到单，遵循“公开一切”的点查原则，他们根据此单，编写了《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简称《佚目》，并于当时印刷出版，公开发售。清宫所留的书画及宝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民国政府将其南迁至南京，后辗转于贵州、四川一带，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南京，南京解放前夕，又在文物中优中选优，先后分三批运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