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右）与张力奋在第一财经峰会现场对谈

在不得不现身的公开场合，比如自己个展的开幕式，曾梵志往往极其简短地完成致辞，惜字如金。对谈伊始，张力奋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何不愿意出现在公共场合?艺术家的回答特别诚恳：“它(我的作品)是一个视觉性的东西。用语言，很难充分地表达，我站在这种地方，觉得很不自信。我觉得很难三言两语把我的艺术说清楚，再加上我是一个特别内向，有点害羞的人，坐在一个公共的地方跟大家说话，是挺为难的。”

但令人惊喜的是，将近一小时的对谈中，面对张力奋颇为尖锐的问题，曾梵志的回答不仅坦率，而且渐渐滔滔不绝起来。他不用专业术语，敢于回忆和批评，完全不八面玲珑，真实的力量扑面而来。

曾梵志其实很想说话。

频繁参加各类财经和媒体年会的张力奋，认为此类活动只讨论资本、市场、汇率等问题是不够的，“我觉得艺术和科学，特别是艺术，其实是商业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这一次把自己的朋友曾梵志请到第一财经峰会，现场印证了他的判断。

从500元到一千万

在湖北美术学院读三年级时创作的《忧郁的人》，对曾梵志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与这幅画也有一段特别曲折的故事。艺术家在现场回忆，当年这类出于个人的某种情感或个性的创作，其实很不容易被主流认可。“我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而当年中国的主流教学是受前苏联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影响，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90年代初，为了赚饭钱，《忧郁的人》以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台湾地区的一家基金会。在当代艺术乏人问津的年代，曾梵志坦然接受这个价格。

但他一直希望再看到这幅作品，“它记录着我当年的一个创作状态，一个找到灵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记录了我情感表达的初期状态。我一直想把这个初期的状态找回来，重新思考这件作品。”分离20年后，曾梵志终于在市场上看到了这件作品，“非常激动，(我)说一定想办法弄回来。”拍卖过程中一直有人与他竞价，最后他用了差不多一千万港币才拍到。这幅作品，现在挂在曾梵志的工作室。

一幅画的价格变迁，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发展的缩影。曾梵志回忆，直到90年代初期国内才有画廊，此前根本没有当代艺术的市场。“从1995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这个行业完全是非常小的圈子。” 这段时间，收藏曾梵志作品的几乎都是外国游客、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以及在外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真正的艺术市场从2006年才开始，2006年到2016年这十年飞速发展，差不多每几年就有一个特别巨大的变化。”

说起当年的卖画经历，曾梵志直率得可爱，分享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故事。当时的买画者中, 有个在西班牙大使馆工作的朋友，工资不高，问他能不能分期付款，每个月付一百美元。“我当然很愿意这样，因为我没有工作。每个月有一百美金的工资，特别开心，我能够拿两年，像是自己有了工作的感觉。”就这样，曾梵志会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使馆门口，取到信封里装着的一百美金。

不只是“面具”

2013年，曾梵志“面具”系列中的一幅，创作于2001年，2.2米高、近4米宽的《最后的晚餐》，在香港以1.8亿港元的惊天价格拍出，创下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纪录。但面对市场的狂热追捧，曾梵志却停止了“面具”系列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