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还为一些广东籍收藏家、书画家的著作作跋，内容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如为南海籍收藏家叶梦龙所著的《风满楼书画录》作跋，选编东莞籍书法篆刻家邓尔雅诗成《绿绮园诗集》并为之作跋，还撰有《东莞印人传》一文，对东莞籍篆刻家进行了综合性梳理，均收录于其所著《颂斋述林》中，成为岭南书画研究的重要资料。可以说，容庚先生是岭南书画现代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容庚先生收藏视野不限于历代名家和乡邦文物，对于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和优秀书画家之作也甚为关注，在其收藏中，这类作品为数不少。他喜欢结交艺术家、收藏家，三五知己常常雅集聚会，品评书画。在他所藏的很多书画中，都留下了当代著名鉴赏家、书画家的题诗、题跋，或抒发鉴赏心得，或叙述流传经历，或品评艺术风格，成为研究美术史和鉴藏史极为难得的文献史料。而容庚先生所结交的艺术家，不少人日后成为艺坛名家，他们当年赠送的墨宝不单见证了自己与容庚先生的深厚友谊，亦是其早年难得的艺术珍品。以上这三大类书画收藏，在此次展览中都分别得以与公众见面。

眼光独到，以藏养藏

容庚有一句话，常被人津津乐道。这句话就是：“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用广州艺术博物院长陈伟安的话来说，容庚先生眼光独到，而且很有经营头脑，从而以藏养藏，得以让收藏日渐丰富。

陈伟安举了个例子，1930年，山西有个大收藏家手中有一批青铜器，总价一万银元，若无国内藏家接手，就将卖给洋人。容庚先生得到消息，与其商议，先付一半定金为保，带着这批藏品回到北京，召集同好前来赏玩，很快就凑齐了所需的一万银元，且颇有盈余，足以再购入其他收藏。

这种学者、收藏家之间的交流，并非金钱关系，而是包含着基于对彼此学问眼光认可的惺惺相惜。另一个例子是容庚1931年在北京著名的古玩店弍古斋慧眼购入战国青铜剑一把，次年将其转让于另一位古文字学家、大收藏家于省吾先生后，于先生考证出这是一柄越王剑，因于先生原有吴王夫差剑一柄，欣而为其书斋命名为“双剑誃”。6年之后，容庚从上海藏家处得到了“师旂鼎”，于省吾先生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先生可以割爱转让。于是容庚先生就对于省吾先生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经过再三考虑，于先生最终还是把“越王剑”归还容先生。1956年，容庚先生将这柄“越王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1994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次展览中，艺博院特别向广州博物馆借出此剑参展。

受强烈爱国心所驱使的收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容庚教授收藏青铜器除职业、爱好外，主要是受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

容庚先生的弟子、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陈初生教授告诉我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铜器每有出土，多被外国人所购，流失到海外，国民政府“莫能救”。容庚对此十分痛心，激发其爱国者的情怀，不遗余力以尽保护国家文物为责任。

容庚的女儿容璞介绍说：“父亲那时与家人商定，每月只以从教薪水的一半作为养家之用，另一半全用来购藏。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生活非常节省，可以说节衣缩食，而且我们都没有传承到父亲对金石与书画的颖悟，看不太懂，但全家都支持他收藏，因为他说，好东西不能流失，我们能留住一件是一件。父亲的收藏自始至终出于爱国之心，从1956年开始，他就为支持博物馆建设向国家捐赠文物。到了晚年，他更将毕生珍藏之青铜器、中国画、书法、碑帖、名人信札、图书等悉数捐献给国家。父亲说，‘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

广州艺术博物院长陈伟安回应说，容庚先生大公无私，将所有珍藏分别捐赠给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中山大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博物馆等，其义举是对于美术馆事业发展的极大支持，为研究传统书画特别是岭南地区的书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中广州艺术博物院成为了接受容庚先生书画藏品最多的机构，理应担负起保护与更好地利用这批藏品的责任。

“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谋划这个展览，因为面对的是一位大学问家，策展必须要慎而又慎。1980年，在刚刚接受这批捐赠的时候，艺博院的前身广州美术馆在越秀山举办过一次规模稍小的展览，但在学术体系与理论研究方面都不如这次的工作。三十多年来，我馆一直在努力保护这批重要文物，为了这次展览，典藏和修复部对全部藏品进行系统修复，还邀请了专家前来参与修复工作。这几十年间，部分捐赠品参与过不同主题的展览，但如此大规模与观众见面还是首次。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展览，来听听各方面学者的意见、观众的意见、家属的意见，启发我们下一步如何对容老的一千多件作品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