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天笔墨

关于书法的传承与创新问题，是目前书法界颇为关心并努力予以实践的问题。这并非是新问题，而是常识性的老问题，是一个谈了几乎是上千年的旧课题。但真要做好，却又是个不容易的事。书法，比起诗与画来，其传统的传承性要强得多，而创新性向来较弱，致使书法的艺术风格千年陈陈相因，变化不大。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的有所成就的大书家，自魏晋以降，各代有代表性的，也不过数人而已，可谓凤毛麟角，十分难得。

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是汉字，作为文字，其功能是代替语言的符号，主在向社会传播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因此，要求文字书写要规范、简洁、清楚。这就是汉字变体，有商周的金文大篆，到嬴秦的小篆，到两汉的隶书，到魏晋的正楷而定型制，此后就不变了。对正书的高度重视，是从唐代开始，其成因是科举制度的推行。科举制的目的在于向社会公平选拔优秀文化人才，以为国家治国安邦的干部，所以要求举子、读书人，必须写好正书。又由于唐太宗喜好书法艺术，所以极力提倡，并将书法也列入科考之目，于是正书便成了读书人、举子的重要功课。从而造成了有唐一代，正楷书法的卓越成就，而成为历史之冠。如虞、褚、欧阳、李、顔、柳，六大家之正书，也成了后代学习的典范。他们的正书，可谓是文字实用功能与书法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代表，既表现了文字书写公正、端庄、清晰的要求，又显示出很高的书法艺术性，是工具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并富有鲜明个性的正楷书法艺术。

(二)是文人书法艺术的兴起，是在魏晋时代，在汉代及之前，作为文化人的大夫、士属于贵族阶层，是不参与文字的书写工作的；从事书写工作的是吏、百工中之专业者。至汉末，大批士或少数大夫破落了，为求生机而参与到工匠行列中，一些善书者便去从事文字的书写工作，或成书吏。他们的加入，推动了文字的体变，由草隶、章草到正楷、行书、今草，士人中因此逐步涌现出一些善书的书法家，如曹魏时代的钟繇，成了时代的大书法家。到东晋时代，终于形成了空前的书法艺术热潮，书法成了时代士人追慕的高尚艺术。这一文化潮流的涌起，并非是书法本身作俑，而是时代文化思潮的促发。以王弼玄学和佛学为主导而酿成的东晋一代之“魏晋风度”与“清谈”风潮，是一场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关于哲学和人学的大讨论。王弼玄学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崇本统末”之“本末不二”认识论和方法论思辨哲学和圣人有情论；佛学的“空、假、中”之“中道不二”法门哲理和“佛性人人皆有”论，互相共鸣，推动了士人们对思辨哲学和关于人性、生命、人生价值意义的大讨论，形成了追求人性解放、人格独立、智慧卓越的莫圣求道的理想的社会文化思潮。书法艺术就是伴随着这一文化思潮空前勃兴起来，成了士人争相学习书法的热潮的。如掌握东晋一朝大权的豪门氏族王、谢、司马、稀等无不是书家辈出，王羲之成为“书圣”，便是时代文化潮流的产物。

苏东天书黄庭坚《清平乐晚春》局部

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成为时代文化潮流的代表艺术，究其原因有二：首先是书法艺术之造型基础是汉字，作为线结构造型的汉字，是一种纯抽象的形式，是一种无形之形的“无”；形成书法艺术，就成为一种无象之象、象外之象之“无”。这就吻合了玄学的“以无为本”和佛学的“一切皆空”的哲理。其次是士人们最喜好书写行书，是因为行书化方为圆，方圆结合，书写自由而能随意变化，能更好地表现书家的个性、人格、志趣和风度。这便是东晋时代书风“尚韵”即追求“气韵生动”的原因。王羲之的《兰亭序》行书艺术，就是时代文化风潮精神的集中体现，故被时代士人推荐为“圣书”(即“得道之书”)，从而宣告了书法艺术登上民族文化艺术史的最高殿堂，而光照千古！

大唐书法艺术的勃兴，就是继承与弘扬了东晋一代的书风，由于唐太宗的倡导，以二王书法为典范，号召读书人努力学习，写好字才能进身仕途，从而酿成了社会良好的重视书法艺术的风气；书法家更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和崇仰。在这一良好的社会文化风气下，书法便成了一门重要的文化课程。于是，便对二王书法之笔画、结体、章法，进行分解，形成规则与基本技法，以便利青少年学习；否则，以“变”为宗的二王书法，有如龙象，变化无穷，是难以入门学好的。如此，就逐步形成了唐代以王书为宗的书风和“尚法”之特色。这一“尚法”的时代书风，终于造就了有唐一代书法艺术之卓越成就和时代特色，也为书法史树立了最为完美的书法艺术范式。从此而后各代，总是以唐代为法式，尤以颜柳书法为法则之代表。虽然各代书风流变亦各有特色，而宗唐法，则千古不变。这一传统特点，形成了传统书法强大的主体风格。这种传统性强于创新兴的艺术特色，各代之沿袭，致使书法艺术，自唐之后，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清代兴起碑学，以图变革传统书风，虽冲击了台阁体之流弊，而传统的基本书风并无改观。

要追求书法艺术史这种发展态势的成因，愚以为，有这样几点：一是自唐代开始，丢弃了晋代“尚韵”特色的历史内涵，即东晋时代文运的特质、内容和精神。虽然历代学书人，无不临习二王书法，苦习《兰亭序》至几可乱真，也只是在形式上讨生活，而不明白其书法艺术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精神特质。所以，王羲之《兰亭序》千余年的传布史，只是一幅书法之形式躯壳在传承着，至今尤然。而对唐之后的书法名家，后人反而重视各个书家的时代性、个性的历史文化成因。二是唐代书法艺术“尚法”，使书法之“法”--主在结体、笔画技法的完善，以唐为法的后代，千年来几无变化，造成书法之形式风格大同小异，变化不大。唐人遵法，却讲功力、涵养、人品，因此，大书家众多，成就卓越。而后各代，即使是代表性的大书家，与唐代大书家相比，总是逊色多了。

兰亭序局部

我们今天面对民族的书法发展史，谈传统与创新，却面对的现实是传统文化已衰落的时代。回首一百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和破坏，如今要收拾旧山河，重新复兴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确任重而道远。而书法艺术，则奇迹般地在“改革开放”潮流汹涌的三十多年中，居然迎着洋风，奋然勃兴起来；书协的因势诞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书法热的涌起。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少了美术界、国画界的乱象，而显得稳正、单纯得多，讲究传统性，形成了认真学习、传承的良好风气。搞所谓的“现代书法”，只是小数人的一种尝试，无损大局。书法创新本就难，传承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书法在这三十年中能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由于时代传统文化的浅薄，受西方形式主义风气的影响，致使书法普遍着眼在形式上下功夫，以技为胜，有如工匠。如今倡导弘扬传统文化，书法艺术的复兴当会迎来真的春天。

从一定意义上讲，书法艺术要比绘画难搞。我一生致力于书画艺术，从史、论到创作实践，不断探索，深感书法艺术之严谨性、规范性、简洁性，难以讨巧；而其意韵的深邃性、抽象性又难以捉摸与把握；不像绘画，总可讨巧，补救，可借形求意；而书法之程式化，严格地束缚住了书家的灵活性、创新性。所以，相对而言，书法艺术成效难，成功亦难；绘画就容易得多。这就是如许多优秀画家，其书法艺术多平平。

由于“唐法”的完善性，主导了一千多年书法艺术的发展，要破“唐法”，以求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千多年来，不少天才大书家，也几乎都已尝试过了。传统书法艺术以行书成就最高，正楷次之。草书难度大，社会流行难，历来喜好者少，有成就者亦稀。而隶书、篆书(大、小)，因实用性少，亦不为后世所重，清代碑学兴起，隶、篆书法才为一些人喜好，为书法艺术界看重，出了几位专攻者书法家。今天则喜欢大草书者不少，这的确是条以求突破的路子，但却十分艰难，没有正书、行书的深厚功底，光练草书，虽然可以自由创意，令人眼花缭乱，但要在艺术上成功，实在不易。

今天，有相当功力的书家不少，但大都被形式主义误导，为技巧和形式束缚，手成了机械手，在书法形式定型之后，刻板僵化，一如工匠。要想在传统与创新上有所突破和成功，还得要在传统上寻求突破。愚以为，“唐法”成就了传统书法艺术，同时也束缚了书法之创新。书法艺术，的确是形式即内容。但却忽略了书法之灵魂并非“形式即内容”。因为文人书法艺术勃兴之风潮是在东晋时代，王羲之被时代尊崇为书圣，《兰亭序》被尊崇为“圣书”，并非纯是形式，而是其内在的精神、境界与意韵。书法艺术在这一时代能勃兴起来，是与时代的文化潮流密切相关的。汉代“崇道”，“天不变，道亦不变”，是由思想理论家董仲舒创立，为汉武帝赏识，宣扬籍以巩固政权，谋求天下太平。但随着东汉的灭亡，董仲舒的“儒术”思想亦垮台，传统的“天道”、“道”思想理论，亦丧失生命力，为社会所丢弃。随后，在思想理论界，便以“法”代之，如“佛法”、“书法”，使“道”与“法”合一，成了新时代的哲学原理术语，内涵也更为丰富了。因此称“佛道”、“书道”亦不矛盾。东晋时代兴盛的文化思潮谓“魏晋风度”与“清谈”。清谈的主要内容：一是玄学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举末”、“统末”之“本末不二”论，和佛学的“一切皆空”和“空、假、中”之“空假不二”中道法门，主导了时代新思辨哲学原理的大讨论；二是由王弼玄学的“圣人有情论”(即圣人同于人者情也，异于人者神明即智慧也)“人皆可为尧舜”论和佛教的“人皆有佛性”论与菩萨行指导下展开的关于人性、才性、智慧、生命意义、风度、气韵等等的大讨论。从而，推动了理性哲学的勃兴和人性的自觉、智慧的高扬、生命价值意义的提高。书法艺术与古琴、围棋便成了“清谈”、“风度”的重要文化内容。这是因为它们的特点：“以无为本”、“一切皆空”的抽象虚无性，却能表现人的个性、才性智慧、风度、气韵等内在的精神气质，因此为士人们所喜爱，从而空前的兴盛起来。书法以汉字为基础，有相对稳定不变的线结构造型，书法艺术就成了线结构抽象造型艺术。它相对不变的形式存在着可变的无穷性，如笔画、结体、章法，尤其是行书、草书，变化的自由性空间更大。“有限中之无限变化”，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从《易经》之“太极八卦”思维形式，便框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书法艺术之既有形又无形的特点，给士人有了表现自我的创造性空间，更能体现玄学的“本末不二”与佛学的“空假不二”之“中道”观，和人格、智慧、风度；并可展示体道、悟达以至达道的精神境界。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正是其达到了这种理想的艺术境界，才被时代士人热捧。成圣达道理想居然成为现实，王羲之因此成了“书圣”。“书如其人”也成了书法艺术的重要原理。《兰亭序》中的气韵、象外之象，当时的士人能参悟；而自唐之后，似乎就成了“虚玄无稽之论”。原因是东晋时代的文化思潮被唐人定性为“亡国之音”，便予以禁绝。《兰亭序》从此只成了一幅僵化的形式躯壳，“书圣”只是书法形式之“书圣”。后人只求形似，而内涵已无人问津了。

祭侄稿局部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艺术，只讲书法的基本形式规则，各人书写，以尚意为旨趣，用笔、结体、章法自由度大，变化随情意而发。如《兰亭序》中二十二个“之”字，结体、笔画，无一字雷同，这决非是着意而为，而是随意无为而为。而用笔、笔画变化亦大，皆随意随情自由变化。这种艺术特色，从唐人遵法之后，就消失了。“道法自然”是东晋士人遵循的重要理念，也是《兰亭序》书艺成功的主导原理；自唐人之后，也丢弃了。从此，书法被形式法则所束缚，只有人为的形式，一代代传承至今。“忘我忘书”是王羲之倡导的，《兰亭序》也表现出来了，但后人已无法理解，而成了虚语。其实，它不仅为《兰亭序》实践所证明，也被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寒食诗》帖所证明。当心灵获得解脱，进入忘情至性之时，才能达到悟道的理想境界。

东晋时代流行行书，是因其介于正与草之间，合乎“中道”之性；形式多变灵活，书写自由，方圆并用，笔画灵活随意，利于情感的抒发，容易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行书上偶获成功，亦都是行书，也已证明。

由上所论，关于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第一须回首追溯到东晋时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之风格和精神。弘扬与继承晋人强调人格化、哲学化、诗化的书法艺术特点与精神，是以体道、悟道、达道为目标。这是书法艺术之灵魂和理想，(道：指社会人道，古代为圣人之道，如尧舜、周公、孔孟，公而忘私，人者爱人，为平天下而贡献一切。)正由于书法艺术有了这一高尚的目的和精神，才能成为民族文化艺术史上的高等艺术，而居于高雅的地位。历来凡有成就的大书家，其高才大德，也无不受到社会和历史的崇敬；而他们的墨迹、碑刻，总受后人的宝重，至今尤然。

苏东天笔墨

第二，对深受“唐法”影响的千年书法艺术之优劣利弊，需作客观的分析。唐人讲“法”，不仅使汉字更加规范成熟，也使书法艺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时代书法艺术的社会普及性，艺术成就的辉煌性，可谓空前绝后，从而成了以后各代学习的典范。王羲之也因唐太宗的倡扬，不仅影响有唐一代书风的导向，也为书法史竖起了一面圣旗，始终引导着民族书法艺术史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读书人必学“王书”，从此成为定例。但王书如龙，善变为法，难得要领，初学者必以唐人书法作为入门；等有了相当基础与功力，再学起来就不一样了。但总不如唐书易学，收效也快。而学王书，虽学者众，而收效不大。如北宋大书家米芾，一生浸淫于王书，也只能在形式上乱真；不过，对他书法艺术之创新，获益良多；在北宋四大家中，他的笔画、笔法最为活动善变，书法艺术的灵性也可谓少见。至明末学米书者众，但成功者少，也说明米书不易学。学王书不易，学米书亦难；原因在于欠缺了“圣性”与“灵性”。学唐六家，尤其是颜柳，书法程式化明显，易入门，收效亦快，因此形成了传统风气。科举制的兴行，但求书写工正、工稳，无意于艺术性。以唐书为范式形成的书法传统，以历千余年。传承成了主流，稍有创新者，历来不多，有成就者向来寥寥。

今天，纵览书法艺术界，因普遍注重传承性，因此，书法艺术水平整体较高，时间不长，且成效甚大；创新本来就难，成效不显著，亦无妨。在当今文艺界，乱象丛生之时，书法艺术界就显得纯正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形式主义与形式的不同，书法的确是以纯形式为造型特点的艺术，但不是形式主义性质的艺术。书法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内容，但又不全是；其形式中还包含着哲学、诗词、绘画、金石等内涵，更重要的还蕴涵着人格、个性、品德、涵养等，是“书如其人”。所以，书法艺术是属于人格化、哲学化、诗化、绘画化、金石化等等之特殊艺术。其形式所赋予的内涵，是十分丰富而深邃的。所以，它才能成为民族文化的高雅艺术；而且它的抽象表意性特质，集中地艺术地表现了民族文化的主要特点，因此，在一定意义讲，它也可谓是民族文化的最高代表。

明白了书法艺术的特质，搞书法艺术的人，就须摆脱纯技术、纯形式之错误观念的束缚，转向人格、学养、技巧功力的综合素质修炼，注重书法艺术意韵和精神的研究和提高，使书法艺术能够传承文人书法艺术之优良传统，以求逐步改变时下工匠书法泛滥的书法界现状。

苏东天笔墨

由上所论，我们谈传承与创新，应以博览广学为原则与导向；方法上，应以帖学为主干，以王羲之及历代有代表性的大书家为重点学习与研究之对象，然后兼习金文大篆、汉隶和魏碑。取精用宏，反复在研习性的实践中体味，以求提高自己的修养。如此学习，与一般先习一家，等有了一定基础和功力，再兼习几家的路子就大相径庭了。后者收效快，也是习惯传习的方法；而前者，依我的实践经验，在一定时间内，会有五色无主的乱象产生，不知如何写字，笔下会出现不同风格的用笔、结体。如正草隶篆不同的笔法，各个名家的结体，会心不由己地在书写中出现。至此，就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个性，艺术趣味，专长与学养、天分与才气，适宜于壮美还是优美，欢喜那些名家的书法，及气擘笔力的强弱等，来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自此之后，就须坚定不移，努力奋斗，不成功决不停笔。我之所以走这样的学术之路，不是为书法之传承与创新，而是为了搞文人画，以求笔墨功力与用笔变化，以书入画来提高绘画的艺术性。所以并不求书法上的成效，写得乱象百出，也不在意。然而，这一自作聪明的学书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现出成效来了。壮美、优美、内擫、外拓的结体书风能互相协调地相结合，正草隶篆笔法、用笔，能自由随意地互为结合和发挥。这一苗头的显现，引起了我认真的思考；如何能在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上有所突破，搞出点名堂来。我深感传统书风之章法、结体，非常完美，因此主体风格应很好地继承与发扬，以求稳正与加强传统性特点；而可求突破与创新的地方，便在用笔与画笔上了。自“唐法”盛行于书坛，一代代相沿袭，技法、造型已经基本上泥古僵化，至今尤然。如执笔法，永字八法，正草隶篆之笔法、笔画，各代大书家大同小异的风格，几乎是在程式化的规则与模式中打转。我自觉自己胡乱写出来的书法，已显露出新颖的好苗头，当认真整合与规范化，应该能写出传统性、创新性较强的新颖的书法艺术风格。我主攻的是行书，于是，我便以王羲之的《兰亭序》为主体，结体上吸纳欧阳询、颜真卿两家内敛外拓的不同方法，而重点则在用笔与笔画上，努力求美。在一幅字中，学习王羲之，结体上利用内擫与外拓之法，使字体结构之疏密虚实产生较大变化，既要严整、又要疏朗、奔放；不仅使同字结体有别，而且不同字结体大小收放亦依上下左右行列变化而灵活变化。而笔画，正草隶篆之笔画可灵活运用，但须视字形笔画多少，笔画重复变化之特点，结体疏密虚实变化之状况，收放的幅度等；而正草隶篆之用笔，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中侧旋绞、顺逆方圆、迟速飞注，皆依笔画特点、字形大小、结体变化、行列左右之关系，及整幅字的情调气势等，随意自由而自然地变化。并须做到一字中重画之用笔不同，一行中一幅字中亦要有别；如《兰亭序》，变化无穷而自然。书写要做到如此程度，是难以想象的，须要很长时间的训练。关键在培养书写前能心意专注，平静清澈如秋月，默想所书写诗意境界，俟心意勃勃，忘我忘书之时，就提笔书写，一气呵成。不管成败得失，随情意驱使，书罢再细细品味。这种忘形得意的功夫训练需要在净室中孤身磨练，十次数十次数百次的练，若有一次较成功，就算进境了，应予以认真总结，如何才能进入这种忘我的艺术创作境地呢？我因为主要是搞学术研究与文人画创作，习惯孤独清心，在净室中一人搞研究、作书、作画，五六十年来已成习惯。淡泊名利，心如止水，静如秋月。在静听古琴，默念古人诗词，心情就会激动，或书或画，都能顿时忘情，或动或静的心态，皆会在或书或画中流露出来，形成不同的艺术情调和境界。原因在于，一旦进入艺术创作时已忘我，完全随情意驱使；由于是长期搞国画艺术创作的关系，所以执笔就较灵活，用笔亦讲究变化，各种笔法就会随意而发，随情调而动，不知所止。因此，在创作时会忘我忘情，不知所之。如此，情意就能统御一切，艺术家的修养--包括人格、学识、技巧功力，都会随情意倾注到艺术创作中，传统的各类、各家的书风，亦会自然而然地在书写中表现出来，但已化成了书家笔下的书法艺术中了，只是似是而非而已。

以上所谈的经验，并非是尝试性的想当前，而是我一生的研究与实践，甜酸苦辣皆清楚。我是一生沉浸在民族传统文化中生活的学者，而且对西方文化史亦有相当的研究；博与专之学识，均有相当深厚的修养；而且于文人书画，已有五六十年的艰苦实践。我是潘天寿的衷心继承者，在当今时代，能在继承“四大家”的基础上，有承、有扬、有创的学者、书画家，已属罕见；我今以至髦耋之年，自觉已为继承与弘扬民族的文化艺术，熬尽了精力，虽然默默无闻，但问心无愧。我坚信，我的学术与艺术成果、经验，迟早会对后人产生有益的影响。民族的传统书画，成就实在太高，后人的继承与创新，只能循着固有渐变性体系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继承已属不易，创新自然更难。西方文化的发展特点是断裂式、跳跃式的，这是由于它是属于由古代的神本文化转到近现代的物本文化为特点；而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三王五帝开始至今，历时近万年，始终是属于人本文化，只要中华民族在繁衍、生存、发展，已形成的传统文化之性质与特点就决不会变，以“六经”为主干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就不会异变，总是在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特性不变的前提下，赋有极大的包容性、吸纳性和宽容性。所以，我们既然想搞作为民族文化史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就得明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质。仅将书法作为一种纯形式游艺，只是玩弄技巧与形式，而谈继承与创新，自然莫名其妙了。我的书法艺术，不能说就算成功了，但毕竟取得了成果，至少是一条可以尝试的“继承与创新”之路。（2016年11月于杭州青山湖意得楼）

苏东天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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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天书《秦观望海朝词》局部（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