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笃信佛教的东阳王元荣与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古称之一）刺史，又各修一大窟。此后，莫高窟的开窟造像兴盛起来，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长达1000年时间内，人们在前临宕泉河、东向三危山的鸣沙山东麓，密密麻麻地开凿了各种洞窟。据统计，古代僧侣信众礼佛的场所集中在南区，现存洞窟492个，塑像2000余尊，壁画4.5万平方米以及木构建筑5座；北区则是僧侣修行、居住、圆寂的场所，有洞窟遗址243个。

关于敦煌莫高窟创建的时间，不同的古籍记载概不相同。据五代敦煌写本《沙州城土境》记载，莫高窟“永和八年癸丑岁创建窟”，即公元352年创建莫高窟；而西晋《莫高窟记》却说“敦煌名士晋司空索靖在莫高窟题壁号‘仙崖寺’”，又将莫高窟的创建时间提前至公元290年左右。虽然古文献上对此莫衷一是，但学界普遍认可公元366年为莫高窟创建的起点。

为什么是在敦煌？

如果不是因为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你或许不会留意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千百年间陆续建成的规模庞大的石窟群，让世人的目光齐聚在敦煌，哪怕漂洋过海，哪怕翻山越岭，也要来这里朝拜。

如此琳琅满目的壁画、彩塑、石窟为何发现于敦煌？开窟鼻祖乐僔僧人的停留是偶然还是必然？敦煌的前世今生，都逃不过历史车辙碾压的规律。

敦煌古称瓜州，历史可上溯至4000年前的夏代。战国至秦，瓜州一带居住着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后来，月氏人逐渐强大，打败乌孙人，赶走塞种人；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又强大起来，将月氏人征服后分别迁移至中亚（大月氏）和祁连山一带（小月氏）；汉高祖刘邦不得不以和亲、财宝换取边境的片刻安宁。

至汉武帝时代，汉朝主动抗击匈奴，一面派遣张骞出师西域寻找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一面以军事手段占领河西走廊。公元前111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行政区，“河西四郡”分别是张掖、武威、酒泉和敦煌。敦煌之名得以问世，并且成为中国西面的门户。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沿线带来了繁荣，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经济、文化都开始腾飞。东汉末年，拒绝董卓征辟而隐居乡里的张奂，在敦煌收弟子千人，著《尚书记难》，儿子张芝、曾孙辈的索靖都长于书法。三国至两晋时期，宋纤、索袭、郭瑀等史上有名的“硕德名儒”大多在此隐居避世。公元400年，李暠以敦煌为首都建立了西凉王国，他广纳英才、大兴教育，令敦煌经济繁荣昌盛，文化方兴未艾，为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埋下了种子。

古敦煌犹如今深圳

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商贸往来门庭若市，熙熙攘攘。

古时候的敦煌到底有多繁华？打个形象的比喻，正如著名敦煌学者王惠民此前接受采访时所形容，“古代敦煌就像现代的深圳一样”。如果你去过深圳，目睹了这座国际化的都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感受到沿海城市沐浴着前沿科技之风带来的生活便利，体验了一把“深圳速度”创造的日新月异，不妨想象一下，这样车水马龙、富贾云集的场景，也曾经发生在敦煌。

位于东西交通要冲的敦煌，是西行求法或东来传教的僧侣的途经之地，他们或传道授业，或普度众生，或稍作休整，都让敦煌这一方土地，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