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

早在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月氏人竺法护就在敦煌出家，从罽（音ji）宾文人和龟兹使节处得到一些梵文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名声鹊起，信徒多达上千人。此后，他的弟子竺法乘，敦煌人于法兰、于道邃等高僧兴建寺庙，为大众现身说法。这样浓郁的佛教氛围，让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不少内地高僧到此开凿洞窟修行，莫高窟应运而生。

敦煌兴衰一言难尽

隋唐时期，盛世敦煌进入日新月异的“黄金时代”，与两位皇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杨坚和武则天。

幼年成长于寺院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登基后尊佛教为国教，还下令保护寺院佛像。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他派中使专程去莫高窟修建了当时唯一的舍利塔。

公元607年左右，派驻张掖（古称“甘州”）的黄门侍郎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丝绸之路的三条路径以及西域的山川路况、风土人情和衣着物产等，令隋炀帝杨广兴趣陡增。两年之后西巡时，他在张掖召见西域27国使节，史称“万国博览会”。这不仅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性格的彰显，也充分展示了国力昌盛与河西一带的繁荣。隋朝短短38年间，就有70座洞窟兴建于莫高窟。

到了唐朝，敦煌的战略地位得到巩固，它不再是西南边陲小城，而是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加之武则天下令支持造弥勒佛像，让莫高窟营建步入“黄金时代”。

据说在武则天登基之前，如何为她寻找一个顺应天意的理由，心腹大臣绞尽脑汁。薛怀义和僧法明等僧人甚至伪造了一部《大云经》，写道：“一佛没七百年后，为女王下世，威伏天下。”此后又作《大云经疏》，称武则天理应“当代李唐，入主天下”。武则天作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登上历史的舞台，遂下令全国颁布《大云经》和《大云经疏》，在各州县建大云寺，造弥勒佛像。

盛极必衰，敦煌也未能幸免。公元920年，以曹议金为代表的曹氏从张议潮家族接过大权，管辖敦煌长达100多年。虽然曹氏家族不遗余力营建洞窟，但绘制简陋、千篇一律。经过西夏、蒙元时代的苦苦挣扎，明代以后，敦煌石窟艺术几乎是空白，这段关于敦煌石窟的艺术史到元代便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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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敦煌？走进石窟，一目了然。

本次展览特地从敦煌运送来了8个复原石窟，而原窟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目前作为重点保护文物基本未向观众开放。这次送来成都参展，除了中唐158窟以五分之四的比例复制之外，其余洞窟都按照1：1比例复制，再现敦煌石窟的原貌。

例如第45窟，原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下层，虽无明确的造窟功德记和文献记载，但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看，其营建时间应在盛唐时期，被董华锋赞叹为“最具代表性的敦煌盛唐洞窟”。

这个洞窟最大的看点是正壁敞口龛内的塑像，原系九身，龛外两侧力士像已毁，现存七身，是佛国世界里的标准组合。塑像按照通常秩序纵向对称地布置在深敝口龛内，以佛像为中心，按身份等级侍列成对弟子、菩萨、天王，由于身份的不同，每个人物的表情和气质也截然不同。